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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凤凰台上凤凰鸣

2020-03-26 07:31:19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林海

  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初到重庆的倪征燠,看到的城市满目疮痍,市区被日本飞机狂轰乱炸成一片废墟,许多机构都外迁市郊。他先是在江津任首席检察官,后又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的院长,前往凤凰台任职

  1941年年底,上海特区法院法官倪征燠和同事查良鑑、郭炜、陶德骏由上海出发,一路辗转经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初到重庆的倪征燠,看到的城市满目疮痍,市区被日本飞机狂轰乱炸成一片废墟,许多机构都外迁市郊。他们来不及住下,四处寻找单位。然而,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的谢冠生告诉他们,他们的同事、上海特区法院第二批撤退人员已惨遭日军杀害。建制已散,倪征燠等人便被编入本地司法部门工作。他先是在江津任首席检察官,后又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的院长,前往凤凰台任职。

  凤凰台位于今天渝中区解放西路150号。现在已经是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不过历史上,这个地方可是热闹非凡。古重庆的凤凰门就位于此处。《巴县古迹》记载到:“在南纪门右营署前,昔传有凤凰鸣其上”,其后又设有凤凰池。在清代,凤凰台曾是重庆镇右营都司署驻军地。宣统三年(1911年)都司署被裁撤,不久后民国政府在原址成立了重庆地方审判厅。至今还在老街一侧残留有一段民国时期法院外墙和大门的遗址。建国后,原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也曾在此办公。甚至,在2012年之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也曾在此办公(此后迁至渝中区人民路13号)。

  在此审判处置的纠纷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个案件,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此经过初审、二审后未有定论,上诉至北京大理院才得终审,因体现了“女性地位之变”而被后世研究者反复提及。被告人是范云臣和“陈曾氏”。据当时判决文书记载,“陈曾氏系有夫之妇,其夫外出,因与杨少安、范云臣同院居住,先后与二人‘调戏成奸’。后来杨少安与陈曾氏移居他处,当杨少安归里时,范云臣将氏诱至避风坝。”

  这是1912年至1913年的重庆,法官们适用的是《暂行新刑律》(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大体相同)。尽管杨、陈并未成婚,但杨少安仍十分愤怒,赴警察局报警。警方遂将范、陈二人送至重庆地方审判厅。坐镇凤凰台的法官们根据《暂行新刑律》的“和诱”“和奸”各条判处范云臣、陈曾氏有罪。两人不服,上诉至四川高等审判分厅(仍在此地,与地方审判厅合署办公)。高等审判分厅改判重婚案。但杨、陈二人并未结婚,何来“重婚”?范、陈上告至大理院。

  大理院的判决很是令人吃惊:“欠缺追诉条件,公诉不合法。”原因是,范云臣和诱及和奸之行为,杨少安和奸之行为,陈曾氏和奸之行为,均未经本夫告诉。“原判……实违背不告不理之原则。”此外,大理院还指出,二审四川高等审判分厅改判为“重婚罪”也是不当之判。因为“纵令杨少安与陈曾氏有重婚嫌疑,而其行为未经检察官起诉,未经第一审判决,原判于审理范云臣和诱及和奸之控告案时,遽并行审判判决杨少安、陈曾氏之重婚案,亦属违背不告不理之原则及三审级制度”。

  今天看来,这个案件显现了当时大理院对于“不告不理”原则近乎苛刻的追求。本夫未起诉,不告不理;检方未起诉重婚罪,上诉审不得随意更改罪名,加以判决。不过,后来的人们对这个案件进行更多研究后,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陈曾氏也许并非“水性杨花”,而是饥贫所迫。据载,其之所以与杨少安“姘居”,其实是因本夫外出打工长年不归(也许已经下落不明)所致。此后,杨又外出不归;她“因贫又与范通奸,同逃被获”——从重庆地方审判厅的这些描述里,除了能看到痴男怨女情仇,还能看到一个女子在当时的走投无路、迫不得已。

  不过,待倪征燠接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职务时,陈曾氏与几名男子的故事已经过去30年。尽管硝烟正浓,倪征燠主持凤凰台工作这段时间,审判工作还是有了显著的进展。他未上任前的1942年,法院受理案件为3699件,审结3541件;他上任的1943年,受理案件6131件,审结5708件;到了1944年,受理案件7200件,审结6850件。案件类型也日渐复杂,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件美国人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在重庆,这是在取消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法权完整后,按照中国的法律对美国人进行审判的首件案例。倪征燠亲自出庭主审。这一年是1944年,《望夏条约》丧失法权后的整整100年后,意义十分重大。

  不过,倪征燠并没有在凤凰台久留,他感到身心俱疲。一方面,他要经常往返于今天的渝中和鱼洞。当时,因躲避日机空袭迁到鱼洞大窝乡的重庆地方法院大部分机构已迁回凤凰台,但民庭一部分机构以及全部的档案卷宗仍在乡间。作为法院第一行政领导,他需两地兼顾,舟车劳顿。另一方面,由于身为院长,倪征燠除需处理专业事务,还要对付纷繁复杂的人情世故。在高官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重庆,因犯案找关系请托之事时有发生;加上官员和家属共住一院,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要求院长来判断是非;还有因战乱迁来重庆的各地司法人员,为在重庆地方法院内占有一席之地,谋求个一官半职,亲自找到院长倪征燠恳求安排工作,这些琐碎杂事让倪征燠倍感烦恼。

  1944年秋,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倪征燠终于无法忍受种种侵扰而决定辞职。他被调入司法行政部任参事的闲职,在凤凰台的工作也告一段落。1944年11月,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前美国驻华法官密尔顿·海尔密克到重庆考察中国的司法体制。倪征燠全程陪同参观。临走时海尔密克一再邀其访美。次年7月,倪征燠遂去美国考察学习,结束了他在重庆的短暂时光。

  后面的故事人尽皆知。1946年,他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求援,火线赶往东京,并以中方首席顾问身份出庭,当庭质问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最终将这两名战犯送上绞架——也算是为当年上海特区法院的同事们报了仇,血债终得血偿。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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