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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友之请

2020-01-21 17:31:25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夏芒

  宋代,在与官府百般斗法的博弈中,那些被称为“哗魁讼师”“官鬼讼师”的士人,他们并不是独自在战斗。即使因种种“出位”之举被抓住把柄、身陷囹圄,他们还有一类重要盟友会适时出手相救,这类盟友便是士友。

  所谓士友,顾名思义,即同处于士人阶层的朋友。“士友”这一称谓很早就有,《后汉书·张奂传》中,提到张奂“少立志节”,曾对“士友”们说:“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北齐书·李璵传》中,李的某位侄子“与兄弟深相友爱,又风素夷简”,得到“士友”们的称颂。可见在最初,无论官僚知识阶层还是普通读书人的心目中,士友都还主要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带有正能量意义的存在。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士友数量显著增加,社会影响逐步提升,起到社会中坚作用,甚至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政治力量。《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士友”一词出现在不少判牍文告中。比如,“明公”翁浩堂在某地为官,就曾收到当地士友们通过衙探递上来的“匿名榜”,榜中举报“知县通关节,纳苞苴事”。迫于压力,翁浩堂不得不在衙门外张贴《晓喻》,言辞恳切地回应道:“当职伏读,不胜敬服,必是此邦士友,欲相警戒成就之美意。”并不无谦逊地表示自己“识浅才踈”,平日“催科决讼,事目繁多,岂无过谬,当自兢畏”,这些士友们“真当职之师也”,自己一定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名公”真西山嘉定年间任职湖南,在一篇《喻州县官僚》的公文中,说自己到任之后“士友投书颇多”。他极力对这些士友的参政议政热情表示由衷的欢迎,称赞这些士友们“议论恳至,深切事情”,当地不愧是“人材之渊薮,名德闻望,相继不绝”,并要求各县主官,对士友中那些“怀材抱艺而沉沦不偶,守道安贫而不苟求者”,应当“以礼延请”,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将他们的姓名申报上级,以便“加之宾礼”。

  士友阶层对宋代官方的影响力,不仅体现为对行政问题的监督和干预,他们的看法和群体舆论,有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司法案件的裁断。这很可能对当时士人介入诉讼的现象形成了推助,反过来,也为减轻对这些士人违规预讼行为的处罚起到缓冲。比如,前面提到的士人胡大发改判一案,经过“引试”,蔡久轩认为胡大发作的《终凶》诗令人满意,量刑已由“勘杖一百,编管邻州”,减为“姑免勘断,重究竹篦二十”,将他“押往池州编管”。后来,有“学士、乡贡进士钟俊”等人为他“列名札状”,请求“将胡大发免管事”,蔡久轩于是“以诸士友之请”,又将他“特免押遣”,改判“帖送州学,听读半年”。这里所谓的“士友之请”,被作为明确的减刑依据写进判牍,着实让胡大发在减轻皮肉之痛之余,继而又免受了诸多流徙之苦。

  《明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哗魁讼师》一案,同样将“士友之请”写进判牍。该判为蔡任职婺州所作。经查,主犯金千二、钟炎,一个是“势家干仆之子”,一个是“州吏钟晔之子”。金、钟两人出身都不“高贵”,但是由于南宋将科举限制放宽,诸如“狞干、黥吏之子”及“以屠杀为业”者,皆可成为举人,士人应举几乎已无任何出身限制,所以二人便“冒名郡庠,冒玷乡举”,混进了士子行列。但两人毕竟“狼贪虎噬,种习相传”,从各自家风中因习了许多不良作派,成为士子,更如同“虎而翼者”,由此“敢于出入州县,敢于欺压善良,敢于干预刑名,敢于教唆胁取,敢于行赇计嘱”。

  二人“迭为唇齿,教唆哗徒,胁取财物”,专门从事挑词架讼,并采用行贿等手段把持地方官府审判活动,妨害司法公正,以此获利,“大为民害”。

  金、钟二人“同恶相济,互为羽翼”,在民间教唆词讼,成为“一郡哗徒之师”;在官府内部则收买役吏,“其威力过于官府”。以至不少负责审讯拘押的吏人对他们“畏威怀饵”,对他们嘱托的案件“不敢推勘”,甚至“置酒狱房,与之燕饮”。为此,蔡杭不得不进行内部整顿,将部分受贿的推吏判处黥配,从外县调配官员负责案件推勘,才达到“贿赂既绝”。

  据蔡杭笔述,金、钟二人气焰最嚣张时,金千二甚至“造楼阚县衙”,也就是在县衙周边建造高楼,对官方行政或司法活动进行俯瞰,实施监视和控制,并以此为自己造势。这做法,俨然就如三国时司马懿命人在曹爽府邸四角建碉楼日夜监视,令曹氏兄弟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再现。蔡杭不禁慨叹:“哗魁讼师之可畏如此哉!”

  蔡杭审理认定:金千二“教唆胁取,所犯三十四项,入己赃二千六百四十余贯”,钟炎“教唆胁取,所犯一十七项,入己赃一千三百余贯”。两人赃罪俱实,“并合黥配”,都应处以低于死刑、高于徒刑的刺面流配之刑,“以为将来之戒”。但“以士友曾为之请”,分别将两人刑罚减为“决脊杖十五、编管二千里”及“免勘,决竹篦二十、编管一千里,免监赃”。

  《哗魁讼师》一判,判牍中特意强调:之所以对金、钟二人如此宽待,一是因为“士友曾为之请”,二是“当职曾许之末减”,也即蔡杭本人曾经答应过这些士友,对其量刑从轻从减。既然蔡杭将此公开,说明所谓士友之“请”并非私下的“请谒”,而是公开的请愿和声援。从这个角度看,那时士人以某种形式干预司法,实质上已经获得了官方无奈的认可。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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