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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请愿的编辑长

2020-01-07 23:43:51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林海

  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金融学博士后

  山县虽然百般袒护日本人,但迫于事实和舆论的压力只好答应予以处理。但木村等人不肯善罢甘休,将傅立渔诉上法庭,称其干预经营、意图不轨。此时,金子雪斋站了出来,陪同傅立渔出庭辩护

  位于辽宁省大连的新生街是一条百年老街。旧名为罗莫诺夫斯基街,日据时期改名飞弹町。在今天的新生街62号,有一座旧建筑,2层以上依然是原来的样子,半圆形窗框极其精致,红色砖墙色彩沉稳,外立面的花纹装饰独具匠心。一楼门上挂着“辽宁省邮政管理局大连办事处”的牌子。

  事实上,这栋楼矗立在此已有近百年了。这里曾是《泰东日报》的旧址。这份报纸创社于1908年11月3日,社址原在南山,后来迁到奥町(今中山区民生街)85号。1935年4月,《泰东日报》社址迁到了现在的新生街62号。

  提到《泰东日报》,不能不提3个人。第一个人叫刘肇亿,这份报纸就是他和郭精义领导下的“大连华商公议会”集资创办的。第二个人叫金子雪斋,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日本汉学家。他对中国人的苦难与遭遇比较同情,在大连创办了第一份日文报纸《辽东新报》,又于1908年创办了《泰东日报》。

  第三个不能忘记的人是同盟会成员傅立渔。傅立渔是安徽英山县人,1899年考取清朝末代秀才;1904年他又赴日本留学。1913年8月,他因发表激烈反袁言论,从天津逃亡到大连。傅立渔很受金子雪斋赏识,被聘为泰东日报社编辑长,带领《泰东日报》进入鼎盛时期。今天要讲的,就是傅立渔任编辑长期间的一件诉案——“三十里堡水田事件”。三十里堡是个小镇,位于今天的金州区。镇西五里许,有一片稻浪滚滚、苹果飘香的小甸子,人们称其为“西甸子”。

  1919年年底,突然传出消息,日本关东厅大连农事试验场准备迁移金州东门外,已派员前往测绘。在此事的背后,其实是日本商人和田笃郎的“运作”。他利用大连满洲殖产会社的关系,贿赂金州民政署殖产系主任木村等人,在城东征购民田献于官方作试验场。作为交换,他欲换取三十里堡西甸子的开垦权。那里主要是农民自己开垦的三千余亩熟田。农户中有日本人野田伊久马和野田斧吉兄弟俩,其余的十几户则是中国农户。

  和田买通了木村,由木村出面威胁野田兄弟。野田兄弟被迫无奈,同意与其合作经营。其余几十户中国农民则无依无靠,处于绝望、气愤之中。谁也不肯将自己投资开垦、多年经营的水田白白交给和田笃郎,因为一旦如此,就会断绝生活来源。当年7月,村民们请小学教师朱永槐代写诉状,递交至旅顺关东厅法院。结果被无理驳回。10月,他们又联名百余人,选出代表5人,拟再次去旅顺请愿,结果在车站即被警察抢去请愿书,并加盖了“勒令取消”的印章。

  农户们无奈,只好去《泰东日报》找傅立渔编辑长。傅立渔为搞清事实真相,冒雨来到三十里堡进行调查。回社后即以《金州民政署暴行》为题写了报道文章,将金州民政署与和田笃郎相勾结、欺压农民、强占土地、使农民无法生存的事实真相在报纸上予以披露并加以评论。然而,此举收效并不显著。到了秋天,稻子成熟了。和田笃郎来到西甸子张贴告示,要求农户与其五五分成。《泰东日报》曾有报道说:“和田强取民稻一半,男啼女哭,惨不忍闻。”

  11月中旬,农户们推选了赵连章等4人为代表到大连找《泰东日报》金子雪斋社长,恳求其主持公理。返回后,因为和田催得紧,谁也不敢在家里等着,只好再次组织起来,聚汇百余人,准备赴大连请愿。谁知,大家才刚到三十里堡火车站,就被日本警察出面干涉,勒令不准登车。人们绕到普兰店或金州站上车。有人甚至步行到了大连。据报道,当时“聚有百余名,扶老携幼,鸠形鹄面,情令可悯”。

  在金子雪斋支持下,傅立渔撰写社论《为三十里堡三千农民向山县关东长官乞命》:“三十里堡之三千余亩,皆该处农民亲自开垦耕作数十年,恃为生活之源者,一旦全部由官宪强收以去……农民突然失其食粮之大半,彼可怜之农民将濒于饥饿之悲境。”接着质问当时的东关长官山县伊三郎,“仁慈的山县长官忍坐视哉?”翌日,傅立渔又陪同金子雪斋社长驱车亲赴旅顺关东厅,向山县伊三郎面呈农民的请愿。

  当日,两人言辞激烈,指控和田的刁猾无理、木村的渎职腐败。山县虽然百般袒护日本人,但迫于事实和舆论的压力只好答应予以处理。但木村等人不肯善罢甘休,将傅立渔诉上法庭,称其干预经营、意图不轨。此时,金子雪斋站了出来,陪同傅立渔出庭辩护。庭上,木村生气地说:“为什么?金子先生,您一个日本人,偏向中国人而不向着日本国人?”金子道:“正义者吾人之生命也,傅君所为深合正义,方赞助之不暇,何忍危之?”法庭最终认定傅立渔无罪。

  最后,木村、和田等人只好向农民作出让步,与农民签订了补充协议:“第一,三七分成,农民得七成;第二,永不增租;第三,永不改佃。”

  在这一时期,《泰东日报》的“舆论监督”声势正盛。同期,报社还对当时南满铁路客车“发难”。当时,中日乘客车票同价,待遇不同。同等车厢里,日本人的设施远优于中国人。日本人的车厢不准中国人进入。傅立渔等人进行实地调查,发表了《火车差别待遇实地调查记》和评论文章《果无差别待遇乎》。

  关东当局怎可能容忍《泰东日报》的“舆论监督”。1925年8月某日中午,金子雪斋在家睡觉时突然死亡。傅立渔根据各种情况,断定这是一起谋杀。然而他自保都十分困难,申诉更是无门。不久,他也被驱逐。

  和田、木村等人也并没有遵守与三十里堡的农民们的约定,和田等人以每坪30元的“开垦费”和每份协议1000元的毁约补偿,收买、分化农户——如果不接受补偿,等待他们的则是暴力和强抢——最终,《泰东日报》帮助他们签署的那份协议还是落了个空,不能不说是符合情理的一桩遗憾。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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