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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温和的目的和手段

2020-01-07 23:43:04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董彦斌

  法学学者

  无邪的高雅是一种氛围,是一种格调,这是有修养和教养的国民理应追求的素养,但是,高雅同时是一种选择,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喜欢高雅和低俗、“有邪”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温润的审美风格是《诗经》的灵魂,这是“思无邪”的美好之处。《诗经》既然是诗教的教材,则成长中的人接受一种纯净中和的人格教育,自属《诗经》的性质之本意。但是,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诗教是在人的成长阶段的工作,那么诗教之后呢?人成长成熟之后呢?二是,所谓无邪,也是主观判断,当诗教的主事者一再强调无邪,甚至以强制方式推行无邪、强化纯净时,该如何看?

  关于第一个问题:教育过程中是“思无邪”的,那么,教育之后,人能否直面“有邪”与“无邪”?显然,无邪的高雅是一种氛围,是一种格调,这是有修养和教养的国民理应追求的素养,但是,高雅同时是一种选择,一个问题是,人是否可以选择不高雅?而去喜欢与高雅的相对的所谓低俗?折中的情况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喜欢高雅和低俗、“有邪”?

  显然,按照当代社会中的民法,一个人在18岁时,就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此时,作为家长的监护人自动不再履职。事实上,监护人只是民法概念,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人在成长中,实际上遭遇了许多的“监护人”,教师,甚至于教材作者,都算是帮助他成长,为他进行某种筛选的“监护人”。然而,当一个人已然成年时,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是不是就不再需要这样的“监护人”?显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监护人的职责是法定的,并且监护人要为被监护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他可以选择接受监护人的极其中肯的建议,当然也可自行决定。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一个人自己已经做了监护人时,他还需要像原来一样被监护吗?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一句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中的台词: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对于监护人来说,这是一种伤感的情绪,也是一种被劝诫的理念。显然,人应当向高雅致敬,但的确他可以决定自己的阅读、聆听范围。当然,自律、对秩序的尊重和社会对氛围的营造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在赋予其选择权时,整个社会仍可因为多数人选择高雅而呈现良好面貌。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有些情况下,教育的内容是温润的,而手段却成了强势的强制,本身是反温润的激烈和极端。所以,这就出现了手段和目的的一致与相悖的问题。温润目的,温润手段,是为真温和;温润目的,刚性手段,是为半强制。极端目的,温润手段,或许还可以被温润的手段所感染;极端目的,刚性手段,当然是一种高度强制。所以,诗教的内容是美的,我们也要看诗教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假如我们把温润当成了儒家和道家,而刚性的强制手段算是法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常常有儒家和道家的目的,其实是以法家的刚性手段来推进。当然,这里的法家只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法家,其实也就是主张强制的意思。

  《礼记·王制》写道:“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其内容当然远远不止诗教的范围,但是毕竟有些内容也密切相关。《礼记》是汉初整理的儒家经典,这段话不知作者是谁,也不知其理念真正贯彻与否,但读来令人感到寒冷。“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是法律与政治实践方面的,表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个邦国里,若有人想要轻易辨析法律,发表对法律罪名等的看法,以“左道”而干预邦国之大政,则杀之。“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是日常生活方面的,表示若有谁在生活中敢于发出低俗之音、身着奇装异服、展示怪异的技能和器具,则杀之。“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是学术思想的理论方面的,表示若有谁善于诡辩、善于矫饰、无意义地渊博和追随错误,则杀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是鬼神与信仰方面的,表示谁在朝廷既已确立的信仰系统之外,用鬼神、良辰吉日、占卜等方式扰乱民众的定见,则杀之。

  《礼记·王制》这段话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个“杀”字,让我们看到了儒家经典,尤其是《大学》和《中庸》在其列的《礼记》的强势一面,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依这段话,若做不到“思无邪”时,一个读书人还真的是很危险了。这是诗教的另一面吗?不是,也是。

  说不是,是在于《礼记·王制》当中的这段话,很大程度只是表达了一种深度刚性的强制、压制的理念,算是“政策”,而并没有真正成为法律,而且,恐怕也并非社会常态中的治理之道,算是一种在非常时期的临时处置方式,大约只是相当于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猛”的方面。设想一下,这些话怎么能成为法律,譬如一个人讲一段话,虽然犯禁,但总有层次之分,怎么可以直接杀死?总要有处罚层次上的差别。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气话”和非理性的话,恰证了“绝对主义”之“绝对”。

  说是,在于这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固然不能以完整的方式落地,但完全可以以“打折”的方式实现,同时,当其造成一种氛围时,民众,包括知识精英在内,自然感到压力。

  所以,诗教是美好的,温润的目的和内容是美好的,但仍需以温润的方式来实现,这样,才不致走到以《王制》里的这四杀作为护卫的约束上面去。那样,先秦时期的诗教也就大大打了折扣,人心是恐慌而非放松的,也就“不敢高声语”了。这当然不是《诗经》的整理者孔子所乐见的情形。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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