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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的政治性

2019-11-05 23:01:47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董彦斌

  法学学者

  商也就把原来各种方式的慎终追远强化为殷商式的尊神事鬼。随后,我们可以注意两个意义上的趋势。一个趋势是李泽厚所讲的“由巫到礼”,另一个趋势是《左传》和郑樵所讨论的因生赐姓,胙土命氏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古典中国的最早邦国起源,可以归纳为“山庄模式”,随后变为“村庄模式”。山庄与村庄的区别,与农业有关,山庄的主业未必是农业,村庄的主业更替为农业。但是,从山庄到村庄,产业形态变了,政治模式也在变,却尚未发生大变,这就是说,山庄和村庄都有个“庄主”,这就是全体村民首先要怀念的“祖先”。山庄与村庄的宗庙、祠堂里,正首先供奉了这样一位政治家和血统的起源者,同时祭拜一个血统谱系。但是,在千年演化中,毕竟存在着不同的山庄和村庄的融合——例如,张家庄和李家庄合并为张李庄,则被祭拜的祖先就逐步变得复合起来。

  这并不是说,慎终追远就全是如此政治甚至与宪治相关,但是,慎终追远能够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模式,是与此种对于政治家祖先的祭拜有关。也就是说,这里的慎终追远不仅是一种温情,还是一种礼制和政治规定,是邦国-村庄里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所谓“姓”,就是对它的概括。

  当一国成为某姓之国,恰如某庄为某姓之庄,这里的慎终追远,就可以将姓与图腾关联在一起。图腾可以是族群的,也可以是邦国-村庄的,也可以与其邦姓、庄姓相关,例如“应(應)”国,一般认为其为鹰图腾,恰在于姓与图腾的融合。当姓与图腾融合时,则对国族-村族祖先的追念和祭拜,就与信仰相连。

  显然,这里可能有“技术”和“设计”的成分,也就是说,这样对其统治集团更好,信仰成为驾驭邦国-村庄之成员们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且慎终追远与本族意义上的信仰绑定在一起,信仰即祭祖,祭祖即信仰。一位政治家,早期可能混沌地去参与这样的信仰与祭祀,后来可能清醒地让信仰成为一种民间共识,然后“民气可用”。但另一方面,这样就把早期的先民想像得过于“宫斗”了,不排除有技术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真正的混沌。不是出于设计,而是出于无限的景仰,景仰筚路蓝缕的先祖,祈求其保佑,又想象其具有一种超能力,当想象被偶然证实时,就确信此种想象,直到其被赋予了相当的神性。

  这样一路走来,就走到了殷商。在人们的共识当中,殷商以祈祷和祭祀著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则又反之于忠。”《礼记》和陆机的这些言论,正是殷人尊神事鬼的典型表达。尊神,就是尊重神明,事鬼,就是尊重祖先。从尊重神明和甲骨文所见卜辞来看,殷人之尊神,已然超越旧有的图腾模式,而在图腾之上升华出更抽象的神(即陆机所谓的从夏的“朴”走向殷的“敬”),其宗教正在走向初步的理性化,而殷人之事鬼,表明旧的慎终追远,依然如故。从邦国-村庄模式走向殷商,旧的慎终追远在殷商这里发生了转化或深化,转化是图腾转为神,深化是对祖先的慎终追远更加得到宗教式的重视。所以,殷商的尊神事鬼是慎终追远历程中的重要阶段,虽然殷商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但这一时期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和塑造作用。

  殷商作为承前启后的阶段,其转化一方面来自宗教模式,另一方面来自“央地”模式。殷商时期,中心权力无疑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最早期的繁星点点式的可能互不关联的山庄,到关联紧密的村庄,再到炎黄尧舜等中心政权的兴起,到了殷商时期,邦国进一步被强化为以商政权为中心的联邦体制。商政权作为中心政权或中央政权,虽然没有将地方完全统合起来,但是其控制力显然正在增强当中,由此,商也就把原来各种方式的慎终追远强化为殷商式的尊神事鬼。随后,我们可以注意两个意义上的趋势。一个趋势是李泽厚所讲的“由巫到礼”,另一个趋势是《左传》和郑樵所讨论的“因生赐姓,胙土命氏”。

  李泽厚说:“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是为〈由巫到礼〉。孔子为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出内在人性根源,开创了〈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即〈释礼归仁〉,这个〈内圣外王〉恰恰正是远古巫君以自己通神的魔法来统领部族特征的全面理性化。周、孔使中国传统从人文和人性两个方面在相当早的时代获得了一条实用理性之途。”在这里,当殷商式的宗教模式走向进一步理性化的周代和孔子时代时,慎终追远进一步与人间秩序相连。

  郑樵在他的《通志·总序》中说:“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士命氏,又以字、以谥为官,以邑命氏,邑亦士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有闻,故作《氏族略》。”郑樵具有学术意义上追求真理的“狂妄”,所以他对《左传》作者颇不认同,认为《左传》作者没听说或不懂被郑樵本人归纳的理论。无论是郑樵还是左丘明,与我们此处讨论的交集有两点,一是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姓氏是邦国-村庄里最根本的问题,不仅指代自己,还描述自己所属的谱系,二是“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此语来自《左传》——“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就这一点来说,《左传》讲到的是分封体制下的姓氏与邦国的关系,而非起源。由此,慎终追远也从邦国-村庄故事讲到了数千年后的春秋故事。但是,慎终追远的政治性依然在继续,也就是“基本面”没有大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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