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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歧路中间:作为书生的周作人

2019-07-09 23:36:05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1920年代末期的周作人。 资料图

  今天的我们再次面对周作人的“两个鬼”时,要回到新文化的语境中,在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框架下,体贴入微地理解“叛徒”与“隐士”的特别意味和逻辑连带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姜异新

  周作人(1885-1967)是一个多重面相的复杂存在,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术话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健将,他的博识妙文,他的先锋思想,他与日本复杂的关系,乃至后来诸种命运浮沉,无不牵动着研究者与关注者的思绪。特别是他独特的文学感觉与美学趣味,深深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

  6月27日下午,日本早稻田大学小川利康教授携其新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的一九二○年代》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书店。他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赵京华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炳月教授,就留学时代周作人的生活空间与学养生成之关系、周作人“流氓鬼与绅士鬼”之身份构建,以及如何从东亚和中日间复杂关系的层面来认识周作人等诸问题,展开了一场“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的深入对话。周作人的前半生再次浮现于世人面前。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周作人站在了歧路的中间。此后,严峻考验仿佛成为魅影,在大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拣选着他,不但使其命运多舛,更使其文字在各个阶段打上时代的烙印。为启蒙、为艺术、为稻梁、为生存……而其中最可爱的面相当属其前半生为启蒙、为艺术的书生身影。
 

  东洋人的悲哀
 

  1911年初春,躲在日本东京麻布赤羽桥边小楼上逃课看小说的周作人,给已回绍兴老家两年的大哥鲁迅写信,说要略习法文,不想回国。时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的鲁迅,催促已在南京学过英语,在东瀛游学六年中又学过日语、希腊语、梵语、俄语的二弟速返,告曰:法文不能变米肉。

  虽然已详陈祖宗留下的祭田卖绝,资亦早罄,无力维持继续读书。鲁迅仍需亲自去日本劝说、敦促。1911年9月,26岁的周作人方偕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回到浙江绍兴。

  生长于中国越地的周作人,终其一生毫不掩饰对于明治晚期旧东京的喜爱,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艺术,由良风美俗到人情物色……在周作人看来,日本的房屋简易,清疏有致,店铺招牌,唐风犹存。日本青年清洁、有礼、洒脱,毫无道学的假正经;日本少女白足行走于室内席上,清新婉约。就连邻家夜不归宿的不良少女,都让其觉得健全真实而美得多。总之,初来此邦,虽言语不通,并不感到孤独困苦,只惊艳于大汉民族的古昔,还健全地活着。很快就与之协和,为之喜悦,乃至迎娶新妇,远游不思归了。

  与大四岁的长兄鲁迅的使命感不同,周家行二的作人喜安闲,尚游惰,精于美食。闲来啜一杯自然之妙味茶,抿一口非耽溺的清酒,尝一块形色优雅的豆米点心,喝一盅寒乞相的清汤,文学俳味,常由此出,正是如周作人之文人情怀者莫属。

  然而,周作人最初被大清国批准赴日是去学建筑的,后来改进法政大学特别预科,主要学日语和一些浅近学科,再后来又名列立教大学。对于周作人而言,真正的学问在课堂之外,逛书店、看闲书、浏览杂志、做翻译,博览杂学。众所周知,周氏兄弟合编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开辟了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领地,而周作人的英语起到了很大作用,坊间却从来没有类似于鲁迅“弃医从文”模式的周作人“弃理从文”之说。周作人与“文”仿佛天然就融在一起似的,丝毫不需要任何图解。

  1910年11月,成家后的周作人搬出了上层绅士居多的本乡区(山手),搬到底层平民聚居的麻布区,像个真正的东京市民一样,开始体验普通日本百姓的生活。这是鲁迅留日生涯中所欠缺的生动内容。和鲁迅为躲避中国留学生而独自出走仙台学医不同,溢出鲁迅气场的周作人,以日本女婿的身份完全浸润于东京市民文化当中去了,此后,他被社会上流动着的日本语所包围,萦绕于眼耳鼻舌身意的,不再只是教科书中的他国符号。

  对于山手与麻布的社会阶层面貌之不同,周作人有过精彩的描述:在本乡居住的时候,似乎坐在二等火车上,各自摆出绅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谈。而在森元町,大家都是火车里的三等乘客,没什么间隙,看见就打招呼,说话也随便。一些市井的琐闻俗事,也就传了进来。

  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而能同时感受两个阶层的文化差异种种,于后来发展为文学教授的周作人而言,可谓铺垫及时,剧情契合。两个“鬼”的文化心理,待由此出。

  周作人非常喜欢的日本文学家永井荷风,便出身于山手的武士阶层,却偏偏喜欢下层江户时代的文化,盖出于自身环境中所不可能产生的文化新质素的吸引。深受其影响的周作人,亦由其视野中的浮世绘取径,感得了“东洋人的悲哀”。

  在一般留学生而言,能够深入民间,渐入佳境地理解和使用日本口语,已是难得的满足。周作人则在去寄席(杂耍场)听落语(单口说笑话),欣赏川柳(狂句)——江户社会底层町人文化里生长出来的风俗诗品种——接触谐趣横生的活的语言的同时,还能体悟到如同浴后茗香熏烟般的通透舒畅。这样的经历,让他常常喟叹道学与八股下的汉民族幽默的匮乏,时时反省虽粗俗油滑而不显优美的川柳,能在世相的映现中流露出真率坦荡的态度,对于纲常名教的国度是一种怎样的冲击。

  当精神世界由知识堆砌而成的周作人,开始不得不打量日常生活的时候,免不了会带上审视的目光。他后来在文字中奉劝我们,观日本,不要只端相神道、忠君那些宏大的尊容,而要去看日本人如何吃茶弄花草,如何在许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间时时发见一点光辉和美,如此,才能解其润泽的心情,知其本真面目。
 

  新村理想
 

  1917年春天,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32岁的周作人自绍兴北上到北京大学担任教职。鲁迅已于1912年就任于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周家的头等大事是卖掉绍兴老家的房子,举家搬迁至北京八道湾。这年4月,周作人就向北大告假先回绍兴,而后将妻子儿女送往日本东京的娘家。安顿妥当回到北京时,已是5月18日,大学生的集会示威游行已经过去十几天了。但他亲眼目睹了“六三”后军警驱散学生的场面,留下《前门遇马队记》等文章。

  当中国各界排日最盛的1919年7月,周作人再次来到日本,此次却是访问新村,所接触皆为安分爱和平的小商人、手艺人、农夫。在周作人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被侵略的平民。

  所谓新村,是1918年日本白桦派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宫崎县日向国儿汤郡石河内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基地。周作人全心赞成武者小路氏所倡导的新村理想——人的生活、协力的劳作、互助独立的精神。他觉得个人虽不那么强大,但大家都能信托理性,互相帮助的话,就会改变社会。用武者小路的话说,就是“国家与国家,纵使交情不好,人与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们当为人的缘故,互相扶助而作事”。

  周作人在日向国新村住了4天,宿于武者小路先生家的小楼之上。他亲眼目睹了头戴圆笠的妇女,出坂劳作的情景,在新村会员的热情相待中,深深感受到同类之爱,甚至不忍食动物的肉了。逗留于万山之间,每日以书相伴的周作人也扛起锄头,开始掘地、种植薯苗了,虽说不一会便腰酸背痛,手掌起泡,却融醉其间,几于忘返。

  有了浮生半日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之幸福的周作人,随后又顺路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新村支部,在兴致盎然中结束了10天的日本之旅。

  回国后,面对汹涌的社会运动,周作人踯躅于风沙扑面的十字街头,歧路彷徨。与其他新文化人不同的是,他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并不乐观,所虑在于,万一发生暴力革命,难免有牺牲者,因此,退守至个人主义,希望能够回避暴力革命而实现和平,并为之积极鼓吹和组织中国的新村运动。此举深深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还有后来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

  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的吸收是有所取舍的。武者小路实笃为践行新村理想,完全忘我的奉献,将自己的财产捐出来贡献给新村实验。对此,周作人的访问记仅有一句提到他的孙子卖掉新筑的屋,将款项投入新村建设,其他均没有具体展开讲述。而要让周作人在中国倡导新村运动时也这么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919年周家举家北上,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绍兴老家带不走的家当全都变卖给别人,而不是赠送。也就是说,周作人在观念上接受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理论,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远远不及,这也是那时整个中国大环境使然。

  当然,武者小路氏也非普通平民,他之所以能够在九州建起规模不小的新村,与之和天皇有血缘关系密不可分。当时,很多人觉得他建新村的行为怪异,当地警察还商量要不要去抓捕他,后来得知是天皇的远亲,也就作罢了。

  从后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来看,周作人的理想难免太脆弱,他之所谓新村理想、和平主义仅体现为思想层面的某种价值。缠绕在周作人现象之上的种种思潮话语,多限于文事,当由文学的视角出发而观之。

  1920年以后,周作人深感新村主义只能满足于一己之趣味,而无多大觉世效力,渐渐远离了这一运动。而日本宫崎县的新村至今仍有余声,虽然难以为继,却也存在了一个世纪。
 

  两个鬼:“叛徒”与“隐士”
 

  周作人曾经多次提到,心头住着“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或说是“叛徒”和“隐士”。

  这里的“鬼”出自于日本语境,融合了希腊语汇,并不是中国文化里人死后所化成的鬼,也不是西方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更远非所谓良心,良知或是灵魂,而是出于为之所迷的状态而言,又与苍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谓有情。周作人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所呈现的自己,一言一行为这“两个鬼”指挥,像个钟摆在中间摇着……

  在周作人那里,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不止于文学上的雅俗趣味,更有思想上的叛逆、斗争和隐逸、超脱的分野,而这些均来自实生活中对于阶层鸿沟的深刻体味。所谓绅士鬼,即隐士,谓之写写闲适小品,聊以消遣的周作人。其实,周作人更乐于做隐士,碍于火热的社会现实,却只能偶尔涉笔。

  俳句小诗捕捉瞬间情思,神醉于刹那哀美,最嫌忌市俗之气,于此而言,可以原谅绅士不肯“叫一个铲子是铲子”,因为倘若叫了便流出市侩的恶俗味。然而,如在生活中永是不肯叫铲子,那便是失之于迂。

  在周作人看来,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只碟子,周身散发着冰冷的空气,这是阶级壁垒对于人性的扭曲。那么,写文章端架子,道貌岸然,从肚脐画一大圈禁忌之地,已经是假道学的气味了。而要将肉麻当作有趣,则何其伪善卑劣乃尔。

  对于卑劣,就要拿出“叛徒”的流氓气。周作人的浮躁凌厉不独指新文化启蒙早期所写下的反抗旧礼教,提倡思想革命等的正经文章,当列名于《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被陈源视为暗中鼓动的“某籍某系的人”时,忍无可忍的周作人即露出“流氓气”的一面。他大声怒斥现代评论派诸绅士之“卑劣”,“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的学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绅士们却在做帮凶。周作人文字一个个掷地有声,重拳抨击的“叛徒”呼之欲出。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40年后的自己会急切地要抓住当年与之争锋相对的章士钊来作保护伞。现实和文学有时真得无法分清,到底谁在讽喻谁。

  在周作人身上,“两个鬼”并非截然分得很清,而是错综间隔。他的理想是希望二者能够结合,生长出理想的平民文学。从为其所迷的角度引来鬼的说法,与其说是思想沉重,人格分裂,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通达,至少对于1920年代的周作人来讲,可做如是观。

  今天的我们再次面对周作人的“两个鬼”时,要回到新文化的语境中,在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框架下,体贴入微地理解“叛徒”与“隐士”的特别意味和逻辑连带。如果非要在周作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里去看他如何扮演了这“两个鬼”的角色,尤其是将这个“叛徒”与落水附逆的周作人联系起来,就将文学逼近了死胡同,无话可说了。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编:王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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