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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莽的”荷兰人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9-07-09 22:36:53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1996年,荷兰修正了《刑事诉讼法典》,正式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美国法上的“毒树之果”规则不同,荷兰并不践行绝对的无效主义,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
 

  罗浏虎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博士生

  在刑事诉讼中,警方与检察机关收集证据的方式常常会影响某一证据的证明能力。一般而言,如果通过非法方式采集到某一证据,那么,即使该非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某一犯罪事实,该证据也应被排除。

  对于证明刑事案件事实以及指控被告人而言,证据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以及被告人权利也不可忽视,而非法证据无疑会损害被告人的权利。

  在这方面,荷兰提供了颇为大胆的解决方案。1996年,荷兰修正了《刑事诉讼法典》,正式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美国法上的“毒树之果”规则不同,荷兰并不践行绝对的无效主义,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

  这种看似鲁莽的做法与荷兰的被殖民史和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

  荷兰曾在19世纪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制因而深受法国法影响,1838年的《刑事诉讼法典》即由法国1808年制定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翻译而来。彼时的荷兰《刑事诉讼法典》具有强烈的纠问制色彩,犯罪嫌疑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而只能遭受秘密讯问以及书面审查。

  尽管荷兰政府多次尝试改革这种纠问制模式,然而均告失败。直至1926年,荷兰修订《刑事诉讼法典》,在刑事诉讼中引入了“适度的对抗制”,并赋予当事人诸多程序权利,才得以减弱纠问制的色调。

  不过,在职权主义的影响下,荷兰依旧保持着纠问制的传统,尤其注重对犯罪事实的追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荷兰法律赋予法官极大的信任和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总揽“证据认定”以及“事实审理”两大职权。也就是说,法官既有权裁定某一证据是否非法,又有权审理案件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下,有论者担心法官的自由心证会受到非法证据所揭示的案件事实的影响。即使法官将某一非法证据排除,其依然可能依据这些证据显示的案情,来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声音从未成为主流看法,荷兰学者认为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他们相信法官的职业性能够确保其超然于非法证据所揭示的案件事实,而作出独立的判决。一个有名望的荷兰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受命评估荷兰刑事诉讼的基本架构后认为,无须设置独立的审前证据排除程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荷兰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不存在争论。

  主张排除非法证据的学者认为,国家应该以身作则遵守法律,不能通过违反正当程序来获利,即使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荷兰学者科斯邓斯等人提出了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三大论据。

  其一,基于弥补被告人受损利益的需要。如果检察机关借助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而获得对被告人不利之证据,法律应该对被告人的利益进行救济,亦即剥夺检察机关所获之不当利益——通过非法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之便利。其二,排除非法证据具有警示意义,使检察机关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国家机关亦需遵纪守法。其三,排除非法证据有助于国家预防违法行为。

  主张保留非法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的宗旨在于查究犯罪事实,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将有碍发现犯罪事实,亦有可能使被告人逍遥法外。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也很难对公众作出说明。因为有权机关并非缺乏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而仅仅是因为其不当或不法行为,而致使证据失去证明能力。

  在司法实务中,荷兰法院根据不同的情形来决定是否保留或者排除非法证据。有论者认为,荷兰最高法院似乎较为尊重国际法,一般都会排除藉由违背国际法而收集到的证据。法院之所以采取这种严格主义立场,是因为最高法院试图维持荷兰与其他司法区域的良好司法合作关系。

  在“卢森堡银行取证案”中,被告人被指控隐瞒家族公司的收益,将之移转至一个难以追踪的基金账户,以此逃税。这些资金通过一间卢森堡银行汇至位于美国圣迭戈的银行账户。荷兰财政情报调查局的两名职员乔装成本案被告人的顾问,从卢森堡银行获取了相关信息。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这些是应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而荷兰最高法院采纳了这一辩护意见。

  在1998年的“毒品跨境取证案”中,海牙上诉法院的立场更为清晰。在该案中,荷兰警方在未征得哥伦比亚当局的允许下对贩毒行为进行秘密侦查。对于因此取得的证据,法院裁决排除。法院认为荷兰警方违背了国际管辖原则,在本案中无须讨论警方的非法侦查行为是否违背了国际管辖原则所保护的利益,因为警方行为本身就已构成对该原则的严重侵害。

  那么,是什么因素塑造了现代荷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笔者看来,有三大方面因素。

  一是,荷兰践行着务实的司法立场。荷兰长期受困于司法资源短缺,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攀升,司法系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因此迫切需要提升侦查和审判效率。尽管非法证据破坏了程序正义、侵害了被告人权利,但同时也揭露了案件的真相。

  二是,对于违法现象,荷兰人更喜欢关注如何减轻违法损害。荷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种弥补机制,法院根据检察机关或者警察的程序遗漏、瑕疵,而依职权衡量是否采信这些非法证据。

  三是,荷兰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以荷兰社会人际互信和司法信任为支撑。据荷兰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荷兰居民对本国法律体系的信任度超过50%,逾75%的荷兰人民信任警察。

  从荷兰人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设计可以看出,一国法制建设势必需要考虑本国国情与文化。当我们从旁观察域外法制规则时,除了臧否褒贬之外,更应考虑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与风土人情,因地制宜地汲取比较法的营养。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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