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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有“疾”之诉

2019-06-05 00:16:26 来源:法治周末

  吕琳华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候选人

  只要是该法案生效之前出生的残疾人都可得到同佩鲁舍案一样的补偿。然而,反佩鲁舍法却启发了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英、德、美等国家也作出了相关规定,直接否定了残障儿童因其出生损失而对医生提出的求偿权

  一个人是否能以自己生而有疾为由向医院主张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复杂且罕见的问题。

  法国最高法院法官皮埃尔·萨格斯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涉及错误与损失之间因果链条关系的法律问题,也涉及理论上的争议,甚至还涉及人类本体论以及人类尊严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在法国各界引起巨大争议的佩鲁舍案就是一个涉及生而有疾的法律责任问题的典型案例。

  佩鲁舍太太4岁的幼女在1982年感染了风疹,一月后,怀有身孕的佩鲁舍太太也被其医生怀疑感染风疹。此种疾病对妊娠18周内的胎儿较危险,可导致其出生后失明、心脏病等。因此,佩鲁舍太太的医生对其作了详细检查以便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第一次的检查结果呈阴性,第二次的检查结果则为阳性。医学上认为,若两次结果皆为阳性则无碍,因为证明病人只是在过去感染过风疹,对胎儿没有危险。但若第一次检查结果为阴性而第二次结果为阳性,则病人正在感染风疹,有碍胎儿健康。但是,佩鲁舍太太的医生却犯了个错误,告知其只有第一次检查的阴性结果作数,第二次不准,因此可继续妊娠。佩鲁舍太太因医生的失误错过了终止妊娠的最佳时期,于1983年诞下患有重大精神障碍、双耳失聪、视网膜病和心脏病的儿子尼古拉·佩鲁舍。照顾儿子让佩鲁舍夫妇耗尽精力,痛苦不堪,终于,在小尼古拉6岁时,夫妇二人以其名义将涉事医生、实验室及其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

  1992年,法国伊夫黎大审法院认为涉事医生等被告应对未能发现风疹病毒可能感染胎儿一事负责,令其赔偿小尼古拉及佩鲁舍夫妇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被告方不服判决上诉至巴黎上诉法院,法院部分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医生和实验室的确有错,应对佩鲁舍夫人未能及时终止妊娠而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但对小尼古拉本人因出生遭受的损失则不予认可,法院认为孩子因为母亲未能及时终止妊娠而遭受的损失本身不足以被认为属于可偿损失。

  法院说明,孩子遭受的损失应直接归咎于母亲感染的病毒而不能归咎于医生和实验室的失误,错误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未能建立,因此,不满足损害赔偿的要件。

  佩鲁舍夫妇对此判决结果表示不服,由此申诉至法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96年作出判决,认为佩鲁舍夫妇因医生和实验室的失误,导致孩子母亲认为自己感染的病毒不会传染给孩子从而失去了及时终止妊娠的机会,以致孩子出生便成了残障人士。最高法院认定医生和实验室的失误和孩子的残疾之间可建立起因果关系链条,推翻了巴黎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案子发至奥尔良上诉法院重审。

  然而,奥尔良上诉法院却也同巴黎上诉法院一样认为孩子所遭受的损失不属于可偿损失,案件因果链条关系难以建立。案子再次回到法国最高法院,这次,最高法院组织了全席会议来审理此案。最高法院重申,只要医生和实验室的失误妨碍了佩鲁舍女士作出终止妊娠的决定,导致其生下了一个残疾的孩子,这个孩子就可以以此为由主张损害赔偿。案子再度被发至巴黎上诉法院重审,巴黎法院最终维持了伊夫黎大审法院的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76224欧元。

  佩鲁舍案在法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法学界针对判决结果作出了强烈批评。法学家们评论最高法院居然认为一个人的出生这一事实便可构成一种损失,这简直匪夷所思。医学界也对此多持批评意见,一个人竟然可仅仅因为出生遭受损失而导致医生的责任加重。有人认为,此案对残障人士及其父母构成伤害,难道一个人生来残疾就不配得到出生的权利了吗?也有人认为,此案一旦开了先河,后果将难以估量,可以预见此案将导致同类诉讼大幅增长。

  佩鲁舍案直接催生了反佩鲁舍法的出台,该草案(库什纳法,又称作反佩鲁舍法)于2002年获得国会通过,并被编入法国《家庭法典》的第L114之5条中,其第一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对其仅因出生而遭受的损失作出主张。第三款规定,若因相关医疗机构的错误未能提前识别胎儿出生后可能残疾的风险,那么孩子出生后,也只有父母可以主张其自身所遭受的损失。

  佩鲁舍案看似就此完结——立法者及时介入,消弭了此案的负面影响。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有不少同佩鲁舍情况一样的家庭在此案判决后涌向法庭并提出同样诉讼,期待能得到一笔补偿。然而,这部法律关于追溯效力的规定却导致了其他同佩鲁舍情况相似的残疾人士得不到同样的赔偿。反佩鲁舍法的追溯效力导致欧洲人权法院于2005年在两个案子中(莫里斯案和德拉昂案)组成了17名法官的大法庭,全票对法国作出了处罚。人权法院认为该法条的追溯效力违背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协定第一条关于人人有权使得其财产得到尊重的规定,财产也同样包括债权。此后,法国最高法院为遵守人权法院的决定,又作出了三个判决,自此,只要是该法案生效之前出生的残疾人都可得到同佩鲁舍案一样的补偿。然而,反佩鲁舍法却启发了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英、德、美等国家也作出了相关规定,直接否定了残障儿童因其出生损失而对医生提出的求偿权。

  我们难以在此评价佩鲁舍家庭的做法,也不讨论父母是否有权对可能患疾的胎儿终止妊娠,甚至还很难对关于医生是否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争论作出评论。但是,如果确实因为医学发展的限制,而致使患病或残疾的婴儿出生,即生而有疾,那么社会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怎样的社会保障?怎样让他们的权益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这才是佩鲁舍案促使我们深思的问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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