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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洋人行凶案

2019-05-21 23:17:49 来源:法治周末

  

  徐家俊

  监狱史学者
 

  连续几日,上海的许多商会都行动起来,五马路商会、法租界商会、唐家湾联合会、北海路联合会、闸北商业公司、西华德路联合会等组织召开会议,声援北四川路商会的活动,声讨杀人凶犯彼得
 

  1921年6月4日,上海北四川路284号致远号洋货店来了一位叫彼得的斯里兰卡(时称锡兰)男子,他面孔黝黑,中等身材,30岁出头。彼得对店员乔学歧说,前几天我在这里买了一瓶香水,打开瓶盖感到香水不纯正,有点刺鼻,我想调换一瓶。乔学歧非常客气地回答:香水等化妆品不能调换的,而且你这瓶香水已经开了瓶,那更不能调换了。彼得再问一遍仍是同样的回答,于是他重重地把香水扔在柜上,表示明日再来。
 

  第二天,彼得再次来到致远号洋货店,气呼呼地发问:“香水到底能否换调?”当又一次遭到婉言拒绝后。彼得从怀中拔出“白朗宁”手枪,对准乔学歧近距离连开两枪,第一枪击中乔学歧的右胸,子弹由肋背而出,第二枪击中另一店员杨镜泉的头部,乔、杨两人均中枪倒地。
 

  店内还有一名叫刘裕华的学徒工,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十分机灵,见势不妙,连忙逃离店铺,朝外奔去。彼得杀气腾腾地追了出来,对着刘裕华开了一枪,虽然没有击中,但引起北四川路上众多居民和商号的注意。致远号斜对面的贸生利店里,几位店员听到枪声后,立即向巡捕房报警,并准备将行凶人彼得抓起来。贸生利店的店员奋力追赶,但是正在马路上巡逻的313号印度巡捕胆小怕事,不但不奋力辑捕凶犯,反而推开这名店员,让彼得暂时逃脱。
 

  乘黄包车逃跑的彼得被赶来的979号华籍巡捕当场抓获,旋即押往巡捕房。
 

  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赶忙把受到枪击的杨镜泉和乔学歧送到塘沽路、大名路口的同仁医院抢救。由于杨镜泉被子弹击中头部,在送到医院前已经身亡;乔学歧送到医院时暂有生命迹象,但由于子弹击中胸部,没多久也去世了。
 

  北四川路致远号洋货店的枪击案,在上海商界掀起轩然大波。北四川路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向各会员通报致远号洋货店的案发经过,各位商界人士表示一定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会后他们向上海各商会发出了280封通告,联合商界人士讨论应对办法。
 

  6月6日下午,毗邻北四川路的“天潼福德路联合会”经研究提出三条主张:(一)上海租界内置有手枪的外国人不少,租界当局应予管理,取缔枪支;(二)要严惩杀人凶手锡兰人彼得;(三)巡逻执行公务的313号印度巡捕严重失职,放纵凶手脱逃,应对其革职并予惩处。
 

  上海市中心的山东路商会和汉口路商会,也于6月6日下午分别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呼呈,这起案例中反映出“租界内外人藐视华人,吾人经商此处危险万分,若不速请交涉向领事团交流,设法保卫,以绝后患”。
 

  连续几日,上海的许多商会都行动起来,五马路商会、法租界商会、唐家湾联合会、北海路联合会、闸北商业公司、西华德路联合会等组织召开会议,声援北四川路商会的活动,声讨杀人凶犯彼得。这起凶杀案引起了上海市民,特别是商界人士的公愤,形成了严惩凶手、抚恤伙友同仁的共识。
 

  6月12日,上海马路商联会、同乡会、同业公会等64个商界团体约千余名代表为杨镜泉、乔学歧两人举殡送行,各团体以及个人所选挽联等计有数百件。悼念活动非常隆重,队伍前面有国旗、横额,杨镜泉和乔学歧两人的灵柩并放于一辆汽车之内,上盖花圈。当送丧的队伍来到河南路桥时,山东路商界联合会代表手持会旗加入,送行队伍不断扩大,给租界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数天后,在一片声讨中,公共租界警务处宣布对严重失职的313号印度巡捕开除革职。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也开庭审判这起华洋之间的诉讼案。致远号洋货店的老板刘子荣请了律师,被害人乔学歧的舅舅黄晋侨等人到场作证。上海同仁医院的代表也出席审庭,提交了杨镜泉、乔学歧的死亡证书和病历卡。
 

  行凶者彼得时年32岁,在上海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在审讯时,他自知理亏,放弃了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审庭过程中,行凶者彼得一直耷拉着脑袋,对杀害两名中国人的罪行和经过始末供认不讳,经过法庭调查,彼得被判处死刑。
 

  1921年8月3日晚上8时,彼得在厦门路监狱内执行绞行。厦门路监狱启用于1870年,背靠苏州河,大门开在厦门路上。其主楼是一幢2层高的建筑。在其左翼二楼建有一座绞刑房,面积不大的绞刑房主要由绞架,活绞地板等组成。当天,厦门路监狱按照西方的行刑方式,用绞刑处决死刑犯斯里兰卡人彼得。法警首先对彼得验明正身,同时也让致远号洋货店店主刘子荣确认彼得无误。
 

  在场者有厦门路监狱狱官、检察官等人,而后由香港派来的执行人,对彼得执行绞刑。经法医确认死亡后,埋葬于厦门路监狱的空地上。
 

  致远号洋货店的店主和各团体还分别为杨、乔的家人提供了抚恤金,用以善后,维持家人生活。
 

  这起因华人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引起上海商界和市民关注的凶杀案,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上海商界的国权、商权、人权意识却已经逐渐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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