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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士人”的从轻量刑

2019-05-21 23:16:34 来源:法治周末

  

  夏芒

  法学学者
 

  这种测试可以应本人请求,也可以由官方主动进行,采用的方法比较简捷,通常是根据命题现场赋诗作文,然后由主审官员进行判断。一般只要达到“文理粗通”的水平,就可以在定罪量刑时予以一定的宽减
 

  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力量,也有可能是“负能量”。
 

  南宋“名公”胡石壁所判学子刘涛“教唆词讼”一案,不免让人心生疑问:个把学子“不自爱重”“缪用其心”,以所学倾注刀笔,揽词讼小试锋芒,原本“民淳事简”的新化县就已被搅得“嚣嚣嗷嗷”、官吏“动辄掣肘”。那么,与在校学子相比,那些蛰伏民间的士人如果也耐不住清苦而“背圣贤之戒”,为人充当诉讼掮客,又会在社会上兴起怎样的风浪,给官府带来怎样的冲击?《清明集》中,“名公”蔡久轩《讼师官鬼》一判便是答案。
 

  蔡杭字仲节,号久轩,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考中进士,累官至参知政事。此案是他在地方担任提刑时所判。案中主犯项元明,被定性为“嚣讼成风”的“小人”。为“把持公事”,左右当地诉讼,以便“垄断”其利,项元明更有一招毒计:以钱借公吏。
 

  “公吏”,是公人与吏人的合称。在宋代,各级官府下属办事人员皆称“公吏”。其中,担任狱讼、账目、遣发、书写等文职者称为“吏人”;担任牢狱、刑罚、巡警等具体执行事务者,称为“公人”。项元明“借钱”给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种行贿。如果这些人运用手中权力为他办事,所谓“债务”也就一笔勾销;如果这些身为下层役吏的朋友拿了钱,一时没能帮上忙,毕竟手中尚有权柄,以后还可再作计量。这些在各个环节掌管实际事务的人总归领了项元明的情,在关键时候就要为项元明经办的各种案子开方便之门。这样,项元明在官府办事一路绿灯,找他打官司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更为厉害之处在于,项元明此举也是他的一种“劫制立威之谋”。因为这种公吏“借钱”的猫腻,在当时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潜规则,也为官方明确禁止。一旦“借钱”的公吏对其所求不予满足,项元明便会“越经上司”,以其手里的证据进行告发。正因如此,蔡杭才将项元明称为“讼师官鬼”。
 

  项元明一案,案情并不复杂,项元明“以钱借尉司弓兵”,其行为“正犯军债之条”。这种行为对公职队伍的腐蚀、对官场秩序的破坏不言而喻,按当时法律,应当处以“勘八十”的杖刑。正当蔡杭即将就此下判之时,一个意外因素又使他改变主意,那便是在验明正身时,项元明的身份经下属官员“契勘”,确认为“真士人”。原来,在宋朝,士人犯罪可以请求“引试”,也即通过一定的测试,证明其本人属于官方认可的士人。这种测试可以应本人请求,也可以由官方主动进行,采用的方法比较简捷,通常是根据命题现场赋诗作文,然后由主审官员进行判断。一般只要达到“文理粗通”的水平,就可以在定罪量刑时予以一定的宽减。
 

  关于“引试”,其过程与细节,在蔡杭经手核办的胡大发等人改判一案中,展现得更为详尽。胡大发一案,发生在南宋理宗淳佑九年(公元1249年)。依书判所述,案犯胡大发“特乡下一豪横耳”,是一名在基层为非作歹的官僚恶霸。此人“身为隅官”,在地方上也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吏,却敢“抬轿呵殿”,对当地百姓“轮门恐吓”,靠虚张声势骗取财物。
 

  蔡杭审核认为,胡大发以所犯罪行“本合徒断”,应量重刑;但因初审量刑较轻,决定“姑照拟勘杖一百,编管邻州,余并照拟行”,对原判不再加刑。然而即使这样,胡本人仍坚持自己是士人身份,应当减轻处罚。
 

  蔡杭于是决定对胡大发进行“引试”,也即通过测试,对胡大发的实际水平作出判断,以便最终决定能否将胡大发认定为士人身份,以及能否对他作出减刑处理。既然胡大发“称是士人,习诗赋”,蔡杭于是采取顺水推舟的做法:“当厅出给讼终凶诗引试”。
 

  蔡杭之所以给胡大发出了《终凶诗》的命题,让他当场赋诗,是因为在他看来,胡大发所犯罪行,与被他称为“讼师官鬼”的项元明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挑动是非、给官府增加讼累的麻烦制造者。所谓“终凶”,见于《易经》“讼卦”卦辞原文。蔡杭以“终凶”为题,一是看看他是否了解《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是不是知晓经义的“真士人”;二是让他对照圣训作出忏悔,认识到“讼则终凶”的道理,以后远离是非,少给官府添乱。
 

  结果,胡当场赋诗如下:
 

  “天与水违讼,分明万象重。始焉微不审,终也遂成凶。有事须求直,无瑕不可攻。昏迷弗知返,悔吝乃相从。中吉当能悟,大贤何不容。圣行使无讼,今日幸遭逢。”
 

  讼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卦,该卦的卦象为“坎下乾上”,所以胡大发开头一句“天与水违讼”,说明他确实对《易经》内容有所了解。胡大发的诗虽很难讲有什么诗意,但基本满足了蔡大人的命题要求,还对自己行为表示了“悔吝”之意,并且对遇到“大贤”蔡杭表示庆幸,对得到他的宽容充满期待。此外,胡大发的诗格律上也没什么太大毛病,基本符合平仄规范,所以一经呈上,即被判为“粗通”,得到“姑免勘断,重究竹篦二十”的减刑处理,将他“押往池州编管”。后来,因有“学士、乡贡进士钟俊”等人“列名札状”,请求“将胡大发免管事”,因此又将他“特免押遣”,改判“帖送州学,听读半年”。
 

  回到前面所说的项元明一案,项因“把持公事”“嚣讼成风”,被蔡杭斥为“讼师官鬼”,最后也因为是“真士人”,得到“从轻决竹篦十五”的处罚。这两起案件的结果,无疑都能使那些暗操讼师生计的士人受到鼓舞。至于那“讼终凶”的警告,有谁会拿它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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