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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同居:瑞典人婚姻之外的选项

2019-05-21 23:15:08 来源:法治周末

  

  曹勉之

  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博士
 

  在伴侣关系选项上,瑞典采取了多元的立法模式。对于处理家事问题的行政机关来说,处理同居关系的规则主要来自2003年出台的单行法《同居法》,与专门调整狭义婚姻关系的《婚姻法》并立
 

  当瑞典作家斯蒂格·拉尔森和同居伴侣加布丽尔森决定一起生活的时候,拉尔森并没有意识到他会因为未来的小说《龙纹身的女孩儿》享誉世界。2004年,拉尔森因心脏病猝死,并未留下遗嘱,此时,由于“千禧年三部曲”的大卖,拉尔森身后的遗产或达千万美元之巨。为了这笔天价遗产,加布丽尔森和拉尔森的父亲、弟弟一度对簿公堂,虽然加布丽尔森是拉尔森的枕边人,然而拉尔森的父亲和弟弟却是这笔财产的法定继承者。最终,案件以庭外和解收场,而瑞典社会关于同居关系中个人财产的讨论则由此开始。直到近年,相关的法律研究和媒体评论仍不断见诸报端。
 

  按理说,瑞典同居关系的法律化程度在西方社会中算相对发达的。由于在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上的成就,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一度以“未来社会”的实验室而著称。围绕着女性的权利、社会关系上的自主权,北欧国家在战后逐渐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伴侣关系法律体系。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金斯伯格在内,多个国家的女性权利研究者和实践家都曾对北欧权利保护经验进行过梳理,一些西方国家的类似立法也从中获得过启发。
 

  在伴侣关系选项上,瑞典采取了多元的立法模式。对于处理家事问题的行政机关来说,处理同居关系的规则主要来自2003年出台的单行法《同居法》,与专门调整狭义婚姻关系的《婚姻法》并立。由于相关规定清晰,瑞典选择同居关系的伴侣比例很高。例如,2014年的一份数据显示,约百分之五十的瑞典儿童出生在非婚家庭中,而到2016年,已经有180万瑞典人生活在同居的伴侣关系里。
 

  由于配套规定很早就得到了完善,行政机关对于同居关系的态度相当友好,婚姻和同居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区别,在涉及税收、居留资格的问题上并无实质差异。这是因为,瑞典的婚姻关系并不享受税收减免,伴侣选择同居关系并不妨碍政府汲取财源。此外,移民局受理签证申请时将两者视为同一大类对待,也间接造成了对同居和婚姻关系的“一视同仁”。此外,瑞典政府是在2009年认可同性关系的规定的,由于同居法此时已经生效,同性关系的规定在婚姻和同居关系上也被同等适用。
 

  尽管瑞典的同居关系规则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围绕同居关系而产生的疑难案件仍然时有发生。瑞典律师苏珊娜·艾德贝克就撰文指出,由于法律对同居关系的要求过于简单,千禧一代伴侣对于其法律后果缺乏了解,可能会在财务上遭遇意外的困境。
 

  在瑞典,法律意义上同居关系的建立门槛是很低的。即使对于需要经历移民程序的非瑞典公民,移民部门也仅仅要求其提供对既往共同生活经历,或者在未来开展共同生活意愿的相关证明文件。对于已经居住在瑞典境内的个人来说,建立同居关系仅仅需要在事实上共同生活超过6个月并建立家庭生活,甚至并不需要在有关机关登记注册。
 

  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同居关系是室友和配偶之间的缓冲,扮演了从“轮流值日”到“同财共居”的过度环节。同居关系中所谓的“家庭生活”,在实践中一般被视为共同支付居住成本、一起负担生活开销。在这样的条件下,婚姻可被视为同居关系与一系列法定的程序和手段的复合。这些手续包括:伴侣需要请有资格的个人主持宗教或举行民事意义上的婚礼,向税务机关索取证明双方成年且未婚的证明文件,并且据此向家事机关申请法定的婚姻证明等。
 

  如果同居伴侣间愿意更进一步,当然可以建立婚姻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同居协议此时将被婚姻法规则所取代。如果没有因为结婚制定新的协议,一旦婚姻关系解除,适用的将是婚姻法上的均分规则。如果伴侣曾为明晰财产责任制定了同居协议,他们可以在婚姻阶段为财产关系重新订立协议,再次明确双方之间的责任分配。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前述拉尔森的案例就指出了同居伴侣在遗产继承过程中的困难。在伴侣关系解除上,瑞典法对于伴侣的共同财产采取了一贯的均分规则,即伴侣双方各自获得共同财产的一半。但是,在同居关系里,共同财产的界定较为狭窄,一般仅限于同居伴侣为了共同使用而购买的房屋以及生活日用,而并不延伸到这一阶段的个人银行账户、投资和车辆等大额动产。也就是说,均分规则不适用于同居前,一方所拥有的房屋。不妨对照在婚姻关系里,如果房屋为双方共同使用,无论配偶在其中支付比例多少,其都有权在对方主张保留房屋时要求获得出售市场价的一半。
 

  不仅于此,在同居双方生育子女的条件下,继承的过程会变得更加复杂。苏珊娜的文章指出,如果同居伴侣一方在生育了一个孩子后不幸离世,根据继承规则,孩子将继承离世一方的公寓或者共同住宅。这样一来,在世的一方很可能要被迫斥资从孩子手中购买被继承的份额,从而继续居住在该住宅里,完成对孩子的抚养。在下一阶段的法律修改中,苏珊娜主张,对于生育子女的伴侣,应该将伴侣所共同获得的财产全部视为同居关系中的共同财产。
 

  尽管如此,瑞典法律界对同居关系的法律化仍然保持着积极和肯定的态度。由于婚姻和同居存在的差异,伴侣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苏珊娜也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法定同居关系本身,而是如何加强人们对于同居法中规定的伴侣权利和义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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