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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9-05-14 22:00:49 来源:法治周末

  

  董彦斌

  法学学者

  瓦尔登湖在梭罗故乡附近,而杏花村就是我的故乡。梭罗的隐居是体验,我的“所思与所忆”是想重新发现故乡大地里的诗意栖居。或许也可以说,我们可以借此隐居在故乡的记忆里
 

  杏花村辞典写作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此系列有两个板块的参照系,第一个板块偏文学叙事,第二个板块偏思想史和法律史体悟。

  就第一个板块来说,第一个参照系是《瓦尔登湖》。记得1999年左右买到徐迟译本和2004年左右买到夏济安先生翻译的散篇时,我都惊讶于文字之美和田野之静,视之为隐居写作的杰作。事实上,当我离开故乡而读夏济安翻译的梭罗文字时,很可能我已经把梭罗笔下的一部分当成了杏花村在读。

  后来我通过阅读何怀宏先生对梭罗政治思想的介绍,对梭罗的政治思想略有所知。虽然没有把政治思想家梭罗和隐居思考者梭罗完整地联系起来,但仍然十分向往梭罗的境界。

  记得海子曾说:“梭罗这人有脑子”,我深深同意。这里的“脑子”就是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之外的宁静自然世界的求索,类似于庄子,但不像庄子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而只写湖滨。我上大学时曾在图书馆借阅过蒋星煜先生民国时期出的谈隐士的书,只为感兴趣于隐士这个群体。杏花村辞典当然不是像梭罗一样讲隐居生活,而是“所思和所忆”,但可以确信的是,我既热爱梭罗的文章和境界,也像他一样深爱着故乡,也不能不说我向往隐居。

  前几日重读《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我又想起梭罗。“但他(王冕)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时节,乘一辆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著鞭子,口里唱著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这个王冕的形象,是个少有的古典中国乡村自由主义者的形象。

  我忽然想到,隐居其实也是一种自由主义,这就是只注重自己而不想被环境所卷走的自由主义。就像我曾说的:庄子即使写的是政治哲学,也是为自由而歌、为自己而歌的政治哲学,是一个让亚历山大走开而勿使挡住阳光的中国版第欧根尼。正因为韩非子想用世,所以他琢磨政治人的需求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他既想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历史和政治,又想根据君王的需要来设计政治,所以他的作品里只有30%的自己。而庄子正因为洒脱,所以他能够书写几乎100%的自己。

  瓦尔登湖在梭罗故乡附近,而杏花村就是我的故乡。梭罗的隐居是体验,我的“所思与所忆”是想重新发现故乡大地里的诗意栖居。或许也可以说,我们可以借此隐居在故乡的记忆里。此处的隐居应与出世入世的选择无关,而提示我们发现纯真的快乐和专注于自然和乡村生活里的细节。

  第二个参照系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正像学者谈到张岱先生时说的,张岱并不是一个散文家,他是一个怀着家国之痛的史家,只是因为散文写得好,才被视为散文家。而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满满是回忆。在回忆这个连接点上,我们参照张岱。张岱谈的是钱塘之畔富家大族的风雅与繁华,我曾将其中的《天镜园》排为诗体,以为感受:

  一泓漾之,水木明瑟,

  鱼鸟藻荇,类若乘空。

  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

  受用一绿,幽窗开卷,

  字俱碧鲜。

  每岁春老,破塘笋必道此。

  ……

  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杏花村是北方乡村,与张岱的江南繁华自不能比,但是,那种“幽窗开卷,字俱鲜碧”的读书生活和“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的美食感受是共同的,即使读一本三百首,煮一颗鸡蛋也是如此。张岱是从繁华走向了失去和短缺,我们是从短缺时代走来,但短缺时代显然更能让人体会到物品之美。这当然不是赞美短缺,而是赞美短缺中而不失生命力量的故乡人。

  第三个和第四个参照系是《米沃什词典》和荷尔德林诗集。米沃什词典启发我取了《杏花村辞典》的名称,甚至启发我开启了写作。当我从西南政法大学门口的未言书店买到《米沃什词典》,读到西川先生的话时,我心里的杏花村开始迅速回归,我知道,我需要写一个东西,就叫《杏花村辞典》。西川说:“维尔诺是米沃什的故乡之地,更是他的灵魂居所。维尔诺不仅留给米沃什确切的乡愁,更赋予他历史的想象。正如后文所言,相比与流连故土,遥远观望能消弭日常纠缠,激荡深邃怀想。 在米沃什眼中,维尔诺不再是单纯见证自身成长的有形故乡,更是承载他历史思考与道德思辨的无形城市。”置换成我和杏花村,西川的句式完全成立,我怎么能不开启我的辞典呢?至于荷尔德林,他当然是我的一位遥远的导师。在异乡读到荷尔德林的故乡,不能不想起自己的故乡。

  就第二个板块之思想史和法律史来说,当然没有一本书是与本栏目类似,但是,读了这个系列的友朋,当知我常说起大学时。经历过时间后才知道,那些带给我们感动的知识,往往会一直感动着,大学一二年级时的记忆正是如此。我们好像用了漫长的时间,来回答当时想的那些问题,无论当时是幼稚还是敏感。

  我与杏花村几次分离,大学是一个开端,我开始稚嫩地关注思想史和法律史。直到这次写东西,我才发现,杏花村作为一个北方的古村古镇,本身就蕴藏着思想史和法律史。于是,杏花村和思想史和法律史,从原来的接力跑变成了并行跑。我没有刻意在杏花村辞典里写思想史和法律史,我让它们自由流淌,要流出来就流,不流出来就藏着。

  当我给杏花村辞典想了一个副标题叫“所思与所忆”时,忽然想起张申府先生曾经有两本叫做《所思》和《所忆》的著作。那么,就容我将二者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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