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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

2019-05-14 21:50:59 来源:法治周末

  

1940年代,常书鸿(左)、常沙娜(右)、常嘉陵(中,常书鸿之子)在莫高窟合影。资料图

常沙娜。 资料图

1947年,常沙娜临摹敦煌壁画,上有常书鸿题字。 资料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刘之杨

  4月21日,89岁高龄的著名艺术设计家常沙娜应邀出席“人文清华”讲座,讲述她与敦煌的不解之缘。

  尽管已近耄耋之年,但现场谈及有关敦煌的往事,常先生依然记忆犹新,谈吐优雅,眉宇间流露出灵动的神情。可以说,不仅她的艺术创作融入了敦煌元素,就连她本人也像敦煌的艺术一样,静谧安详,能够从容地将发生在黄沙与蓝天间的故事娓娓道来。
 

初尝苦乐:

一碗面条与千年瑰宝
 

  1931年,常沙娜出生于法国里昂。父亲常书鸿是画家,也是著名的敦煌艺术研究家。在与好友几经商量之后,他决定将其全部的爱,以哺育里昂的塞纳河之名,赋予他的掌上明珠。于是,“塞纳”便化成了“沙娜”。

  说来也巧,“沙”是敦煌的特征,而“娜”又有多音,可转作“婀娜”,这似乎暗示着,这个新降生的小姑娘迟早要在敦煌留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倩影。据常先生本人回忆,在其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之后,确有过不少朋友发现了这一“玄机”,称其为“沙漠里的婀娜多姿”。

  常书鸿在法国求学期间,意外地看到了伯希和所拍摄的敦煌图片以及劫走的绢画实物。这些隐藏在祖国西北荒漠上的艺术瑰宝,让常书鸿喜出望外,可国内的战事又让他惴惴不安。

  作为一名素养颇深的艺术家,他敏锐地察觉到,敦煌,蕴藏着中华艺术的巨大宝藏,如果不尽早抢救,行将毁灭的就不仅是一大批艺术珍品,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关于这一点,不少海外华人都有同感。常沙娜回忆,那段时期,一些前辈排除万难,自发赶赴敦煌进行抢救和研究工作。1936年,常书鸿决定放弃在法国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扎根敦煌。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小沙娜的生活轨迹。

  从巴黎到上海,从上海到重庆。一行人翻山越岭,涉险过滩,终于接近路途的尾声,从重庆出发,耗时一个多月到达了兰州。没想到刚一落脚,西北的天气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西北的朔风硬似尖刀,寒可透骨,与重庆和法国里昂的环境相差巨大。

  小沙娜等人出发时身着旗袍、短袖,至此,则完全不能适应。母亲换上棉旗袍,父亲让小沙娜穿上羊皮袄和毡靴,即便如此,人们仍觉冻得不得了。就这样忍受着,一行人继续前进,经过武威、张掖等地,终于到了敦煌。但这不是终点,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敦煌艺术的中心——莫高窟。故而,顾不得休息,一行人整理行装,又出发了。

  昔时不比今日,当年的莫高窟深处荒漠,方圆二三十里的交通状况都很糟糕。小沙娜等人只能坐木轮牛车,在颠簸和寒风中走完3个多小时的路程。后来,人们总结当时的感受,都难掩心中的苦楚:“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这一小队艺术家似乎被逼到了“生活的死角”,而在他们身后,正经历战火的中华文脉也被推到了鬼门关前。如何突围,首先需要的或许不是精湛的技艺,而是坚毅果敢的勇气和决心。

  常沙娜记得,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父亲常书鸿始终积极乐观。行近莫高窟时,父亲先行骑马抵达目的地,在落脚处准备晚餐。而到达莫高窟之后的第一顿晚饭,让常沙娜终生难忘。与现如今让我们垂涎的西北风味美食没有任何关系,这一顿晚饭,只是每人一小碗面条,搭配一碟盐水和醋,没有其他配菜,甚至连一点带叶子的青菜都没有。母亲和朋友觉得很尴尬,但都没有做声,只有天真的小沙娜问父亲,怎么没有菜啊?父亲只是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明天我尽力弄一点好吃的,请你们安心,高高兴兴地住下吧。

  从这以后,常书鸿等人除了于万难之中抢救敦煌艺术外,又下定决心,开始自力更生种植蔬菜,甚至种植草木来防沙御风,以改善莫高窟周围的生态环境和敦煌艺术守护者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一碗只有盐水和醋的面条,成了第一批敦煌艺术家们的共同记忆,而它所承载着的前辈们对传承中华文化使命感和奉献精神,也自此深深地刻在了小沙娜的心底。

  好在第二天晴空万里,略微扫去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郁。碧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黄沙都格外耀眼,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向久违的华夏儿女中的艺术家们,展现它所孕育出的伟大艺术。常书鸿带着妻子和小沙娜一起参观石窟,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沉睡千年的艺术瑰宝。长期的颠沛流离,加上分娩、哺乳的辛苦,母亲陈芝秀的心情几近崩溃。而眼前的这一座座石窟,不仅个体精美,而且数量繁多,仅粗粗一看,便能识别出至少十个朝代的艺术样本,如此丰富的艺术宝藏,让这位同样素养深厚的雕塑艺术家得到了巨大的慰藉。

  更加开心的是小沙娜,几乎从那一刻开始,她就一头扎进了敦煌艺术中。她平日在酒泉读书,一有假期,就跑回到石窟里临摹壁画。常书鸿对敦煌壁画无比尊崇,要求停止早年间张大千所采用的图钉拓稿法,一律改成对临,这对于临摹者的手眼功夫和细心耐力,都大大地增加了难度。而少女时期的常沙娜并没有退缩,反倒甘之如饴。即便因家庭变故而辍学,她也仍然倾心于临摹,对精美绝伦的壁画如痴如醉,经常临摹到日薄西山,还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敦煌艺术给予了这位少女别样的欢乐,也让她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在敦煌壁画中的图案方面下足工夫,从而奠定了此后的艺术发展基础。
 

由器入道:

午门展览与十大建筑
 

  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了其和常沙娜的部分作品。这次画展在让许多人了解到敦煌艺术的同时,也让年仅15岁的常沙娜在艺术界小获美誉。她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壁画临摹师了。

  孔子云:“君子不器。”传统文人的理想人格并不局限于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而是要从对器物钻研上升至对道理的追问。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古代儒生的志向,仅就艺术领域来看,古今中外伟大的艺术家们,无不是在以精妙的作品,来表达其对艺术、人生和世界的态度与看法,都经历了一个由器入道的过程。常沙娜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促使她从一位壁画临摹师蜕变为一位艺术家,从技艺中淬炼出理念,开始思考艺术设计的宗旨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午门展览和十大建筑是两个关键点。

  195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方法,就是办展览,向全国人民展示中国传统的艺术瑰宝。常沙娜回忆,周总理特别邀请常书鸿,希望他能够将其与常沙娜长年在敦煌完成艺术作品,都拿到北京来展览,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总理还特别指示,场地不用担心,没有合适的博物馆和陈列馆,那我们就在午门城楼上办。

  常书鸿收到邀请后特别开心,而和他同样开心激动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这对贤伉俪将其毕生心血都投入到中国的艺术创作和教育事业上,而鲜为人知的是,借助这次午门展览,他们夫妇二人还成了常沙娜的伯乐,为她指出了更加精深的艺术方向。

  展览筹备之时,梁、林夫妇二人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在常沙娜的印象中,梁思成是个清瘦但和蔼的“小老头”,而林徽因虽然气质高雅,但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步行登上午门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夫妇二人对敦煌艺术都有极高的热情。

  梁思成和常书鸿是老朋友,重病缠身的梁思成,十分羡慕常书鸿能够长年沐浴在敦煌的艺术氛围中,通讯时时常鼓励常书鸿好好做事,待到他的肺结核减轻之后,他也要亲赴敦煌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常书鸿紧急通知刚刚从美国学习归国不久的常沙娜,要求其陪同梁、林夫妇二人到午门参观敦煌艺术展。

  走完展览的全程,对于常人来说尚需不少体力,对于梁、林夫妇二人则更显艰难。即便嘴唇已经微微颤抖,脸颊也泛起红晕,但二人仍然在常沙娜的陪同下,坚持仔细地观赏完毕了每一件展品。多年以后,常沙娜谈起这段往事之时,仍然颇为感动。梁、林二人对艺术的执著与热情,对于中华文脉的崇敬与珍惜,深深触动了常沙娜年轻的心灵。在观展之余,林徽因也向常沙娜问起她在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或许是因为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林徽因和梁思成对这位“敦煌少女”颇为欣赏。

  大约在观展一周后,梁、林夫妇向常书鸿提出,要聘用常沙娜到清华大学作为其助手,协助其对北京的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对景泰蓝等一些传统工艺加以改进,尝试运用敦煌的图案设计,使其能在现代生活中重现光辉。这一消息,让年轻的常沙娜受宠若惊,要知道,当时的常沙娜没有正式的文凭。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凭的年轻姑娘,凭借其扎实的艺术功底,成为了林徽因的助教,并由此开启了她个人艺术人生的新阶段。

  据常沙娜回忆,当时的林徽因已经虚弱到无法下床,只能口述她的想法。于是,每天上午9点,常沙娜便坐在林徽因的床边,仔细记录并领会林徽因的构想,随后结合自身敦煌艺术的功底,来进行设计演练。日积月累,常沙娜的艺术造诣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常沙娜有幸参与到十大建筑的设计中来,其代表项目就是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棚内部的图案设计。

  那时候的常沙娜才20岁出头,第一次自主运用敦煌图案来进行设计,又是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样至关重要的建筑上,因此她满怀欣喜,雄心勃勃,恨不能在这一设计中展现出敦煌艺术的全部风采。

  几番苦工之后,常沙娜交出自己满意的图样。可是,另一位设计师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常沙娜设计的图案很漂亮,但要注意,图案设计要和建筑物本身的功能相结合,宴会厅顶棚的通风口和照明两大问题,在现有的设计中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此一来,设计得再漂亮也没有用。常沙娜虚心接受,并和组员连夜修改,终于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妥善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并完美展示了敦煌的艺术元素。

  这段经历给年轻的沙娜上了重要的一课,即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群策群力的结晶,设计可以彰显设计师的个人风格,但也要与建筑的整体效果和功能相匹配。这一启示在日后的设计中不断被琢磨和实践,比如,在后来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设计,门槛处运用琉璃瓦的图案,以显示传统建筑艺术元素,而把原先的莲花图案,改成向阳花图案,寓意向日葵想着红太阳,以展现当年积极而特别的时代风貌。经年日久,常沙娜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宗旨。
 

中华文脉:

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
 

  设计师、艺术家,在众多头衔之外,还有一个常沙娜十分看重并感觉肩负使命的身份,即艺术教育工作者。

  从早年作林徽因的助教开始,到清华大学教授,常沙娜在个人艺术创作之余,也对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在其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她常常提醒学生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特色不能丢,中华文化的艺术特色不能丢。可以说,如何延续中华文脉,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是常沙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一些演讲和访谈中,常沙娜曾对骷髅装饰、广告衫等粗简的设计表示过反对,有人断章取义,以此认为常沙娜的设计理念太过老套,甚至拒绝接受新生的艺术形式。常沙娜也以此自谦,表示自己比较传统,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有些跟不上时代了。但这仅仅是自谦罢了,如果仔细品味这位与敦煌艺术对话了大半个世纪的老人的叮嘱,那么便不难对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产生更深的理解。

  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常沙娜也提到,时代快速变化,科技迅猛发展,人的生活对艺术一再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设计绝对不能放松,要将大小、比例、色调、尺度、功能、材料等相结合。现在有些设计,简单地印上一个骷髅头,或者一只大熊猫,或者一句示爱的话,这种恐怕还是太粗糙了。她说,我们今天要发展、要创新,但别忘了,我们的文脉和我们的学脉,都是中华民族的。

  可见,常沙娜并非全盘否定当代艺术,只是在她看来,艺术设计中的所谓创新,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在继承传统艺术之水准的基础上,结合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和思想观念,创造出新颖的表达。艺术创新不是反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为当代人提供“美”的增量。

  回顾历史是建设当下的重要途径,继承传统也是发展创新的核心动力。常沙娜扎进了敦煌,向世人展现出敦煌艺术之大,传统艺术之美;常沙娜又跳出了敦煌,从中华文脉的角度,来审视古往今来的艺术创作,力图接续文脉,使现代人能够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滋润心田的源泉。

  一些艺术专业的学生有畏难情绪,一方面他们知晓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宝藏,但另一方面,相比于现代的艺术形式,传统艺术需要学习者投入更多精力。对此,常沙娜着重强调:设计的感受源自于亲手描绘,手、眼、心三者间的和谐运作,能够带给艺术创作者意想不到的体验,这是传统艺术对于创作者的要求,也是计算机等高科技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因此,不要把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对立起来,反而应细心思考为什么传统艺术历经岁月的洗礼,仍然能够在当代绽放出独到的魅力,由此体会传统艺术的精髓,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加以发展。

  从抗战时期到新时代,从豆蔻年华到耄耋之年,常沙娜的艺术人生,见证着敦煌艺术浴火重生的历程。正如父亲常书鸿鼓励女儿时所言:“生命不息,跋涉不止。”如今的常沙娜,依然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事业上继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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