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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2019-05-07 23:48:48 来源:法治周末

  原题:百年五四: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资料图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究竟要走向何方,才能达到和世界的一致。对诸如严复等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清晰的。而“五四”告诉人们,只有完成了制度性的变革,中国才能走向世界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从去年12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就开始频频接受媒体专访。记者们皆因五四百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而来。

  早在20年前,马勇出版了《超越革命与改良》一书。其中,他用近3万字的篇幅回望五四运动,将其放在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下进行审视,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此书出版后反响热烈,某种程度上也将这位历史学者与五四运动的研究、解读联系得更加紧密。

  近日,马勇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专访,深度剖析了百年“五四”的丰富内涵。
 

  法治周末:现代中国每当面临着重要的转折时刻,总要回到“五四”求根溯源。对此,你有何看法?

  马勇:事实上,“五四”之前,中国人已经睁眼看世界,已经部分走向了世界,但是还远远不够。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国门被真正打开,自此中国向着世界迈出步伐。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特殊的,而是存在于普遍性当中;是世界成员的一分子,而不是世界成员中的另类。

  可以说,“五四”是现代中国的起点。在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或者“当代中国”,意思就是和世界比较一致的时候。就像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都能在春秋战国时期找到各自的思想原点一样,当下中国的各种思想也能够在“五四”时期找到原点。
 

  法治周末:为什么“五四”会成为这样一个原点?

  马勇:如果回溯西方思想的原点,我们要回到古希腊、古罗马。而回溯西方的现代性,则相应要回到启蒙时代。在启蒙时代,西方古典、原点性的思想经过了一次消化整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得长远一些,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从西方因素进入中国开始。西方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级的调整,而且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近乎强制地将中国拉入全球化轨道,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不得不接受万国之一国的事实。

  到了1919年,西方因素在中国发展到了顶峰。五四运动则把中国的启蒙运动推到了顶点。此时,各种思想资源都爆发出来了。我们只要研究1919年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会发现,当今我们所有的思想在当时都有体现。
 

  法治周末:能否请你举几个例子?

  马勇: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家主义、民主富强,甚至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建设新农村等,在“五四”时代都有体现。把“五四”放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观察,更能看清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看清它的思想资源的多元性。

  具体而言,比方说国家主义。陈独秀早期讲民主,到了“五四”时期,他走向了国家主义。他走上街头去发爱国救亡的传单,这是典型的国家主义的行为。又比如,胡适这样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在很多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一种国家主义情绪。

  可以看到,“五四”思想资源的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上,而且也体现在个人身上。
 

  法治周末:在过去的百年中,学人不断与五四运动“对话”,“五四”的思想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被发掘出来。

  马勇:在过去“五四”的研究史中,真正下功夫的人,花时间研读史料、深入思考的学者,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并不是很多。

  一百年来,积淀下来,对于我们有重大参考价值的,首先是上世纪50年代大陆学者对于“五四”资料的整理。1949年之前,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对“五四”基本没有研究。另外,我们学历史的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解读历史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解读的结果通常与解读者的感觉是密不可分的。

  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不管是大陆学者还是海外学者,渐渐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客观的的研究对象去看待。在我看来,在大陆第一代“五四”研究者中,做得最好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和社科院的丁守和先生。他们梳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其话语体系是“革命叙事当中的五四”,研究重点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时期传到中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后来产生了实际的政治影响。

  这一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很长,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及改革开放早期,影响力很大,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在“五四”的宏大叙事上,他们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另外,还有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他笔下的《五四运动史》,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典范的研究。在其之后的研究者可以对其研究作出一定的修补,但是没有办法颠覆、超越他整体性的框架。比如,我可能从工业化转型的角度去讨论“五四”,但周先生那一代人根本不会这么想问题。

  这些都是宏大叙事上的“五四”研究。
 

  法治周末:在宏大叙事之外,“五四”研究是怎样的情形?

  马勇:“五四”所表现的面相非常多,其涉及的人物也非常多。对于“五四”人物的研究,那就是各有所长了。陈独秀是“五四”研究无法绕开的人物。在陈独秀的研究者中,公认的包括社科院的唐宝林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任建树先生、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先生等。他们都在陈独秀的研究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又比如对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研究,都有成果涌现。这些都为“五四”百年后的我们重现“五四”的历史图景提供了一种资源。未来的“五四”研究,想要有重大突破,必须建立在对先前的研究的了解和消化基础之上。
 

  法治周末:我们注意到,“五四”时期的闽籍学人是你近年研究的一个群体。

  马勇:“五四”不只在广场的众声喧哗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五四”主导者的话语强势,胡适、陈独秀在当年是话语的强势者,他们的话语遮蔽了一拨话语弱势者。

  我所关注的“五四”时期的闽籍学人都是1860年代生人,包括林纾、严复、陈衍、郑孝胥等。从地理和历史上说,东南沿海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前沿。他们这几个人当时议论‘五四’,对‘五四’的评价是多样化的,但这几人又恰恰是19世纪晚期最早引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人。实际上,科举废除前夕,林纾、王照、劳乃宣、黄遵宪这些人已经在做文字的改革和文学的尝试,都是“我手写我口”的思路。

  现在我们得慢慢地梳理,对他们那一代知识人进行全面、客观的论述,完整复原那个年代文化群体复杂、真切的精神面貌。
 

  法治周末:当下,我们正处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就法治而言,回望“五四”会对于我们有怎样的启发?

  马勇:我写过一篇文章,把“五四”分为了“大五四”和“小五四”。“小五四”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19年学生爱国运动,“大五四”则是从明末开始的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及与世界的接轨过程。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究竟要走向何方,才能达到和世界的一致。对诸如严复等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清晰的。而“五四”告诉人们,只有完成了制度性的变革,中国才能走向世界。

  究其内在原因,其实也可以简单概括:中国的传统文明是儒家文明、农业文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靠的是伦理的自觉、道德的自省,而不是依靠法治。

  在工业起步之后,中国要逐渐进入工业社会,也就是陌生人社会,依靠的是基本的诚信、制度。在农业社会包括“托人办事”等规矩,到了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后,都行不通了。要完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只能用法治建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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