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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放生:企业改革亲历者

2019-09-18 01:58:12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周放生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出生于1949年的周放生,算得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周放生是老工人出身。现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如今,他还有一个新头衔:纪录影片《绝境求生》的总策划。

  “四九年冬天部队进城,贺龙带着18兵团入川。成都一解放,我就出生了,因此我取名放生。”对于自己名字的由来,周放生如此解释。

  周放生三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受父母影响,他打小喜爱读书,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泡在图书馆里。

  1968年,中央提出“三线建设”任务,陕西汽车制造厂到周放生所在的中学招工。周放生被录取了,从当学徒开始,一干就是十几年。
 

  第一代国企销售员
 

  周放生所在的陕西汽车厂,生产军车,1978年才开始做民用车,当时厂里提出要自己找途径销售汽车转向机。

  “厂里让我和另外一个工人去负责这事,当时我想,我老家是四川的,干脆回成都看能不能卖出去。”周放生回忆,当时的转向机装完后有一米长,七八十斤重,两人费了一番周折,才把这个大家伙抬上火车,向成都出发。

  第二天一早,周放生和同事找到四川省第一运输公司,“去了之后,把图纸打开,产品放桌子上,给他们讲课,讲完后装车试验。司机一开,说这个转向机比他们那个轻的多。”不久,四川省第一运输公司就到陕西汽车厂订货。

  作为销售,周放生拿到了第一个订单。

  “然后我又去找四川省第二汽车运输公司,局面慢慢打开了。”讲到这里,周放生脸上绽放着自豪感,因为他是全国最早一批国企的销售人员。
 

  “北京来的和尚会念经”
 

  1997年,中央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从1998年到2000年,使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实现脱困。

  说起当时的困境,周放生面色凝重起来,“全国的国有企业都非常困难,政府门口都是上访的。因为没有工资,职工只能找政府,社会很不稳定”。

  此时周放生已经被调回了北京工作,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

  周放生印象最深的是内蒙古通辽市,那个城市偏僻落后,中小企业居多,大多数企业都停产了,职工们天天到市政府门口去堵。当时通辽市市长叫赵双连,他提出要改制脱困,把中小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

  赵双连的改制脱困方案遭到了质疑,因为当时没有中央文件作为依据。于是,赵双连请周放生去通辽给他们讲一次课,理由是:周放生是北京来的“和尚”,说的话大家信。

  “我当时讲南方怎么做,他们怎么通过这种改制的方式解困突破,解决问题。听课的都是市里领导和各企业的老总。听完课他们讨论,既然北京来的人说南方这么做,应该也代表了上面的精神,大家就接受了改制。”周放生指出,改制过程中虽然也很困难,矛盾冲突多,但三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化,很多企业恢复生产了,职工也有工资了。

  周放生又讲了一家名为沈阳黎明的军工企业的例子。这个厂是生产飞机发动机的万人大厂,当时也面临着职工开不出工资的问题。那时中央有个政策叫下岗分流,上面要求总经理林左鸣下岗几千名工人。下岗就意味着失业,这个工作非常难做。林左鸣当时想到了改制分流的办法。

  周放生打了个比方,比如船要沉了,下岗分流就是给你救生圈,自己跳海里,有本事就上岸逃生;改制分流则是给你一个小船,员工们一起逃生。

  “两者的存活率肯定是不一样的。林左鸣想用这个办法减少职工下岗,但领导认为这么做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周放生说。

  “当时林左鸣是冒了个人仕途的巨大风险,甚至是被判刑的风险做出这个决定,直到2002年,中央出台文件,改制分流才合法了。”周放生感慨,改革就必须得有一批人敢担当,敢先行。
 

  转行“影视人”
 

  2009年,60岁的周放生退休了,做了半辈子企业改革工作的他,“下海”拍起了纪录片。然而,拍纪录片也没有离开他的老本行——企业改革。

  《绝境求生》讲述的是50多年前,为发展中国的核工业,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来到西北荒漠,建起一座不为外人知晓的小城——“核城”。30多年前,一家国有上市公司在这座饱尝中国工业历史殊荣的小城诞生。

  2009年,这家公司行将倒闭,引发了职工上访事件,一连串去留生死的冲突开始爆发和蔓延。

  《绝境求生》一开头,其独特的视角就将观众深深吸引,镜头中,“核城”事件中各种当事人的独白,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西北戈壁的核工业基地上,企业和职工深陷绝境后的命运。影片冷静凝视了企业变革过程中的阵痛和艰辛。

  目前这部影片已荣获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最受社会关注纪录片”奖等诸多奖项。

  谈起为什么要拍纪录片,周放生说:“我是企业改革的亲历者,看过太多的悲壮和惨烈。整个中国的改革基础就是企业改革,我觉得应该有人用纪录片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这段历史必须真实。因为再过50年,我们这些国企改革的亲历者都走了,历史如果没留下任何影像,会很遗憾。”周放生强调,他拍的不是商业大片,而是关于破产重整的一部全景式教科书。

  当记者问起从政府干部到下海当“影视人”是否有心理落差时,周放生笑言,自己一直没有把自己当成领导,一直就是个老工人,所以谈不上身份的转换。

  “我最值得炫耀的,或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在企业当过那么长时间的工人,这打下了我人生最好的基础。我知道工人是怎么回事,社会底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尽管今年已经70岁,但周放生觉得,自己还年轻,“未来我还要拍更多的企业故事纪录片。”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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