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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与惩治平衡之争

2019-11-07 09:28:17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10月20日,大连10岁女童被害。距离她遇害已过去两周,仍有市民从大连各地赶到琪琪最后生活的小区,送上蜡烛、鲜花、布娃娃,寄托哀思。

  对未成年人的“豁免”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当过度的豁免导致其人身危险性无法降低的时候,这样的“豁免”便是有问题的

  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刚性规定过度、机械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忽视了个案正义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近日,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同小区10岁女孩的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男孩还有两个月才满14周岁,警方宣布,加害人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依法对其收容教养。

  此案距离去年轰动一时的“12岁少年弑母案”时隔不到一年。近年来,多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都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其中未成年人的刑责年龄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是否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处力度,如何真正实现保护与惩处并重,是否应增加家庭监护失职的责任等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10月28日,有问“云上论坛”在线上联合多位关注青少年犯罪领域的法学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重惩戒VS重保护
 

  话题一:针对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有舆论人认为在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治理中,呈现出保护有余而惩戒不足的倾向,质疑目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失之于宽,某种程度上是在放纵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是否是造成严重案件频发的原因?有人提出亟需设立“防止纵容”的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是否可以解决目前的现状?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宽纵有余,惩戒不足”的判断可能只是出于对于个别极端少年犯罪案件的一个判断。这种判断似乎带有主观情感倾向。少年司法中没有纯粹的惩罚,只有保护性惩罚,惩罚是为了达到保护的目的。

  把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蔡某某关进少教所里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种监禁是他的成长所必须的,这种严格的纪律、与社会隔绝、闭门思过本身也是对蔡某某的一种保护。监禁对他有好处,对社会自然也有好处。

  惩戒不能与保护分割开来,只有把惩戒纳入到保护的语境之中,才有可能实现最大限度的保护。

  高艳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现行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更加强调轻处罚而忽视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未成年人思想尚未健全,受家庭社会影响较大。多数恶性案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者都长期处在缺失的家庭教育、不成熟的学校教育以及混乱的人际关系之中。

  我认为,未成年人犯下恶性案件,必须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制,而不能将未成年人作出的恶性案件直接适用于刑法,否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将流于空谈。

  因此,我建议增设“防止纵容制度”,一方面要将未成年犯罪者与一般的成年犯罪者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罪者的“强制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是强制、有效和长期的,否则将流于表面,难以纠正未成年犯罪者的错误思维、行为模式,为社会留下安全隐患。这也是刑法保护正义的价值所在,防止纵容制度建立的关键就是将“轻处罚、重教育”切实贯彻下去。同时,收容教养制度必须落实到实处。

  石军(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管理专家):我认为当前对针对未成年人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问题,要么采取“一罚了之”的方式,要么采取“一放了之”的方式,缺乏中间环节,为此,建议在全社会构建青少年犯罪教育矫正“分级预防”体系,构建家庭与学校教育(教育预防)——工读学校(一般不良行为)——观护基地(严重不良行为/涉刑未起诉)——未成年犯管教所(犯罪行为)的全社会教育矫治体系。

  对于新时代专门(工读)学校也应该加以改革,比如,上海市有13所专门(工读)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行为或者性质,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多元化的工读学校办学模式,分成涉刑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一般不良行为、学困生、中等职业教育等多种类型的专门(工读)学校,避免办学模式的单一化,即避免了交叉感染,又提高了教育矫治的实效。
 

  豁免过度VS豁免适度
 

  话题二:舆论认为,对恶性未成年犯罪的“豁免”程度过高是恶性案件频发的原因。那么对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限度在哪里?

  高艳东:我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限度必须全方位地去看待。未成年人因其身体能力、教育程度、意志道德素质等诸种因素与成年人之间存在差距,刑法才对未成年人有豁免,比如,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对“恶性事件”不承担刑事责任。

  此次的案例中,蔡某某并未承担刑事责任而只是接受3年收容教养,便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最显著表现。但社会各界对此“豁免”意见不一。可见我国在针对部分恶性未成年犯罪的“豁免”程度过高。我认为,对未成年人的“豁免”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当过度的豁免导致其人身危险性无法降低的时候,这样的“豁免”便是有问题的。例如,部分未成年人主观恶性极大、无任何教唆因素、且对自身

  正在犯罪有认识、并试图通过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来逃避惩罚时,可以减少或者免除对此案嫌疑人的“豁免”。只有这样,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犯罪者的保护才能实现“保护未成年人,也保护社会安全”这两个目标的和谐一致。

  秦涛(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采取的是刚性推定,即使证明了某个未成年人完全具有法规意识,也不能认为其有责任能力,自然也就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未成年人严重犯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刚性规定过度、机械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忽视了个案正义,英美等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对于责任年龄的推定则比较灵活,值得我们借鉴。

  石军:未成年的“豁免”边界,个人觉得主要以犯罪责任的承担为前提,然后根据情况或者条件来进行部分或全部的豁免。当前年龄判断为主要条件,还应该考虑犯罪性质与情节的严重程度,根据犯罪行为、客观危害、主观恶性以及实际认知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更多的应该从罪犯的主观意识、犯罪心理与犯罪动机等方面进行考虑,罪行是否严重,是否难以矫正?还应该考虑是否心智未开,是否能够教化等。
 

  强化家庭责任VS强化社会责任
 

  话题三:家庭、学校和社会被认为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主体,至关重要。在所有的责任主体中,未成年人的家庭又是最为重要的主体。未来对于类似案件,是否应增加家庭监护失职的责任?

  管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所监狱。但是问题是现在不能完全依靠学校来管,更重要的是增加家庭教育监护失职的责任。一味用刑法将未成年人送进监狱、少管所,会给孩子打上标签,更好的办法是落实家长监护责任。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侵犯他人人身权、财产权,如果一味宽纵,被侵害的法益无法得到恢复,就可以为所欲为。按照公平原则,被侵害的法益必须得到弥补和回复。有轻微的不良行为,可以要求家长履行教育义务、代为履行侵权责任。建议双管齐下,对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追究家长的责任;12岁以上未成年人追究孩子的责任。

  高艳东:当今时代,家庭教育的缺失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民法或家事法中可以增加相应规定,但在刑法中这种责任的增加是不合理的。

  首先,增加了家庭监护责任,是否需要增加学校监护失职责任和社会教育的失职责任?其次,恶性未成年犯罪,可以说与未成年犯罪者的家庭教育脱离不了干系,但如何划定何种家庭教育是“称职”的,这是法律和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恶性的未成年犯罪,已经超越了所有家庭教育的极限,即使家庭教育再失职,也不会失职到使孩子认为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是“合理的”并教育孩子“未成年犯罪不受刑罚”。因此,我认为强调家庭教育在未成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是合理的,但动用国家力量“增加家庭监护责任”是不合适的。

  皮艺军:家长素质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家长的素质都能提高,重要的还在于健全社会支持系统。失职家长监护权的剥夺、转移都需要健全法律,但是监护权剥夺转移了,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志愿者的家庭承担。

  石军:现实中我国对父母监护责任缺失的社会干预机制并不完善,在法律层面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所以有必要强调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完善家庭监管,同时还需要完善和健全社会支持系统。

  今年的未成年保护法修改草案其中一大亮点在于新增强化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细化了家庭监护职责,具体列举监护应当做的行为、禁止性行为和抚养注意事项,突出家庭教育的教育功能和情感功能,增加监护人的报告和配合义务。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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