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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政诉讼案件6年连增后出现首降

2019-06-11 23:58:3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原题:上海行政诉讼案件6年连增后出现首降

            新型案件迭出,行政审判将面临法律适用及无法可依难题
 

上海市法院近年一审行政案件数量。 来源:《2018年度上海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上海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自2012年起连续增长6年之后,出现了首次下降。

  这是5月2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8年度上海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披露的数据,上海高院已连续16年发行政审判白皮书。

  在发布会上,上海高院还发布了2018年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

  白皮书显示,上海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5466件,较去年减少28.78%,改变了以往收案逐年增长的走势,呈现出新的态势。
 

  数量首降的背后
 

  白皮书提到,2018年上海法院深入推进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将原由全市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集中划归由浦东、闵行、静安及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全省(市)基层法院行政案件全部集中、交叉管辖。“改革方案实施半年来……行政案件协调化解率等审判指标总体向好。”

  事实上,自2016年起,上海已经开展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原由静安、虹口、普陀、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均由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管辖。试点开始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开始探索对集中管辖改革理念、审判流程、分案模式的新模式,随后还组建了专业特邀调解员队伍,在当事人自愿前提下,在上海率先探索将行政赔偿、补偿类案件等纳入诉前调解,逐渐形成“一个专门调解场所、一支专业特邀调解员队伍、一套规范管理制度”的格局。

  2017年8月29日,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到,已率先探索将行政案件纳入诉前调解,在试点一年间,行政案件和解撤诉率达35.41%,比集中管辖前有较大幅度提升。

  2018年受理一审行政案的减少,也是对诉前和解工作效果的体现。白皮书显示,2018年,上海全市法院共受理的一审案件中通过协调化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1364件,协调和解率为22.8%。

  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员称,公布的十大案例除了案件类型和典型意义外,化解效果是重要的评选因素。上海市对行政审判调处手段的多样化,包括借助多元调处中心、院庭长直接办案、行政负责人出庭、互联网庭审直播、司法行政联动、协助化解矛盾建议函、以判促调等各项机制。

  十大案例中,就有一例使用协助化解矛盾建议函后撤诉的案例。

  上海静安区的一处私房,房主为孙某及其母郁某,孙某父亲过世后,该住房一直由其父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刘某居住。在政府征收房屋过程中,刘某伪造了一份其与郁某、孙某共同署名的“共有产权人全权代表委托书”交与原闸北房管局,获得了190万余元补偿款。但由于委托书为刘某私自伪造,为此郁某、孙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前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确认该协议无效,并判令刘某返还已领取的补偿款。

  随后,郁某、孙某以被征收人身份多次申请静安房管局、静安区政府履行安置补偿义务,但未能得到支持,申请静安房管局履行“报请静安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职责亦未果。郁某、孙某遂于2018年7月向闵行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静安房管局履行上述行政职责。

  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合议庭组织双方谈话,分别了解郁某、孙某的实际诉求和静安房管局未启动安置补偿工作的原因,后合议庭认定,静安房管局不能因暂时无法追回款项而拒绝对被征收人履行安置补偿义务,在原有协议已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应及时重新启动征收补偿程序。主审法官随后分别与静安房管局及征收实施单位进一步沟通,并向静安房管局发出协助化解矛盾建议函,敦促及时启动安置补偿程序,拟定补偿方案。

  经调解,静安房管局同意在刘某返还钱款之前,先行对郁某、孙某进行安置补偿,并初拟了框架方案:安置郁某、孙某位于松江区的三居室房屋一套。郁某、孙某原则上同意按该方案进行,随后撤诉。

  白皮书透露,目前,上海高院、中院及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基层法院已经全部完成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设立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权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为减少行政争议作出了前置性工作:“通过司法行政联动、协助化解矛盾建议函等方式,事前预防了大量纠纷,减少了许多行政争议的产生。另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使得行政争议当事人有更多的化解矛盾的途径选择。”

  刘权介绍,多元调处措施对行政审判有诸多积极影响:第一,程序简便灵活,有利于快速高效化解行政纠纷;第二,有利于实质化解行政纠纷,使行政纠纷得到彻底解决;第三,有利于减轻法院审判压力;第四,有利于缓解行政审判“审理难”“执行难”问题。
 

  新类型案件增多
 

  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行政诉讼呈现三个“增多”的特点:企业法人作为原告的案件增多,原告诉求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环保等民生领域的增多,涉及央行上海分行征信监管职责案件、网约车、顺风车监管等的新类型案件增多。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新类型案件多为网约车、顺风车监管相关的案件。法治周末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去年上海法院处理的7起网约车、顺风车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其中5起均是因缺乏相关营运资质仍通过平台搭载乘客,被相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罚后所提出的诉讼。

  2017年1月开始,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在上海站、上海南站、浦东机场、虹桥枢纽等重点区域,对非法网约车进行严查,依法暂扣车辆并开具《调查处理通知书》。

  2017年9月6日,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对网约车司机葛俊君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葛俊君于2017年4月26日在上海站南广场环龙百货对面转角处从事非法客运活动,违反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对葛俊君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

  葛俊君称,其虽注册了“神州优驾”“滴滴”等多个网约车平台账号,但当日被查处时接送的乘客为其父亲的朋友并非网约车乘客,坚持当时没有通过“滴滴”平台收取打车费用,不应被处罚。葛俊君不服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最终认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裁量适当,并未侵害葛俊君的合法权益,驳回了葛俊君的诉讼请求。
  刘权认为,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案件,行政审判还可能面临法律适用困难、无法可依的情形,他建议,法官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革新思维理念,顺应新科技、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审判过程中若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或法律规定存在空白,应当及时建议相关部门予以完善。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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