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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是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

2020-02-19 22:16:45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王海涛

  随着各行各业陆续复工,我们也要回到日常生活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面对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深入反思,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我们做的那些有问题?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疫情控制期间一些行业受到影响,特别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域,未来可能面临人员减少、开工不足、物流紧张、出口下降等情况。同时,受影响范围可能扩大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与民生相关的农副产品可能会减产,生活成本增加,物价上涨;人员的流动性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缩减,企业人力成本增加推动生产成本在一定时期提高;出口的限制和农副产品进口增加,导致国际贸易出现逆差;而且局部物价上涨可能带动其他商品涨价,生产的恢复需要一个周期。

  未来一定时期生活必需品可能上涨,而且不是几种或者几个行业,随着疫情结束,物价什么时间降下来需要政府部门作出预判,同时民众应该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即涨价了总比没有好,强制压价带来的市场混乱可能滋生更加高幅度的价格反弹上涨。这种调节最好由市场来逐步完成,行政机关主要任务是促进恢复生产、检查质量、顺畅物流、合理平抑价格。同时还要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伴随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发展,传统仓储式的营销模式被取代,物流业迅猛发展。遇到大范围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突发疾病,各地的救援物资有限,国家储备容量不足,这些对于未来商业,特别是销售业的经营模式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但以武汉疫情为例,一些急需的医疗专用商品在全国范围内都没有大量库存,数量比较紧缺,如何支援灾区值得思考?销售行业中的物资储备部门应该保留,只不过改变旧有模式,使之市场化运作,用空间换取时间。至于储备何种门类的物资应该针对可能突发事件,不一定面面俱到。

  其次,疫情暴发以后人员安置场所不足,隔离人员一人一间的隔离室数量严重不足,而且封闭结构功能不完善。目前,一些地方使用企业招待所、党校等场所临时安置也是无奈之举。以前企事业单位废弃的厂房、办公楼、宿舍,甚至是废弃营房,是否可以改造成为安置场所,平时作为青年旅馆、平价旅馆进行营业,特殊时期征用。这是一个城市建设中应该包括的内容,否则,遇到突发事件根本无法应对。

  再次,关于公益行动募捐成本的问题。如果疫情已经蔓延,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在器材、药品、设备等方面出现短缺,可以通过管理部门或者社会组织寻求帮助,包括募集募捐,首先募集的应该是保障医疗或者防疫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其次是一般流通物——金钱,毕竟一些物资可能因为情况紧急,有钱也不能及时买到。如果供给侧和需求侧不能对接,效率一定低下。

  另外,如果提前向其他地区行政管理部门通报紧缺的物资项目数量,其他地方有能力生产的部门可以加班加点生产准备,或者安排进口。不能临时抱佛脚,缺什么找什么。

  最后,关于放眼长远、消化产能的问题。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大量的医疗、防护商品被生产出来,人员设备厂房增加,企业产能急剧扩大,疫情结束以后增加的产能一定需要消化。所以,一些特殊用品能够进口的可以适当安排,而已经顺势发展起来的企业则要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优胜劣汰——这也是一次产业结构局部调整。完全实现闲时有忙时用长久下去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在疫情防控中总结技术和经验,提升行业技术水平,避免资源浪费和人力消耗。从现在开始深入研究,有无能力建立传染病防控用品的“中国标准”,从实践中摸索前进。否则,巨大的投入、消耗,必将成为未来不能承受之重。

  在防控层面,应该考虑把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海鲜野味市场管理问题,也不是该不该早一点封城的问题。国际卫生组织定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大面积突然暴发了。

  防控包含传染病防治和社会管控,在治疗方面由医护人员积极尽职尽责完成,专业技能发挥效果需要实践检验,这里不再赘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需要国务院批准以后公布实施。封闭场所或者限制交通需要履行法定程序。从理论上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临近高校假期、春节,其时是否可以考虑错峰放假离开武汉、减少人员聚集、限制出行或者停止旅游接待。如果说,最后出现“封城”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措施,那至少说明,前期存在对于传染病重视不足问题,从而导致疫情传播到全国,甚至更大范围。

  一是数字管理形同虚设、信息预判失灵。这些年来,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成为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一些高校乃至政府青睐的对象。2019年12月底,武汉发布28个“大数据优秀应用场景”,其中包括武汉市政府应急指挥平台、大客流风险监测系统、智慧武汉时空信息云平台等内容。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很少或者完全看不到这些成果的显现。即使目前全国各地的排查,也是利用国家交通运输网的购票登记数据依靠人工展开。同时,目前的情况反映出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数据,没有实现共通共享,流动出去五百万人的类型、去向、姓名、联系方式只能通过事后核实。这也使在境外滞留的武汉籍旅客返家无路,最后成为其他省份的输出型病患或者隐患。

  二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考量。在疫情暴发的初期,封闭或者迟延公布疫情信息是出于稳定民众情绪,还是主要考量保护本地利益,这是需要思考的。及时公布并且采取措施,可能会使武汉以至于湖北省受到损失,但是对于全国范围影响会降低。这次疫情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更多还是考虑个人、局部、眼前的利益。

  目前,疫情到了防控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在疫情防控中学习防控,在经历中思考,在教训后反思。一场人民健康的保卫战已经开始,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舆论评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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