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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强制分类,县城乡村要不要跟进

2019-07-09 22:31:05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赵志疆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大会审议。本次修订草案对固废危废管理、生活垃圾处置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更为完善的规定,有关制度和措施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法律责任也更加严格。

  垃圾分类背后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每年产生固体废物超过100亿吨,历年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达600亿至700亿吨。“垃圾围城”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而正在成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有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国内目前仍以填埋为主。统计数据显示,国内70%左右的生活垃圾都被运往了城市周边的填埋场。那些无法降解的生活垃圾,不仅污染土壤、空气和水源,而且正在蚕食着城市周边的土地。上海市率先实施“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既是因为根植于多年筹备,同时也未尝不是基于寸土寸金的现实打响的“城市保卫战”。

  相比起焚烧和堆肥,垃圾焚烧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环境危害相对较小,因此更能满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要求。那么,为什么不能大幅度提高垃圾焚烧的比例呢?答案就是没有实现生活垃圾干湿分离。湿垃圾中含有大量水分,不仅会增加燃料损耗,而且会在燃烧过程中释放有害物质,增加二次污染。全面实施垃圾分类,正是大力推广垃圾焚烧的基本前提。

  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20年的垃圾焚烧目标为54%。

  上海垃圾分类新政实施后,住建部公布,将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上海备受瞩目,对于其他45个重点城市来说,“上海经验”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不过,如果以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来看待垃圾分类,最大的难题不在于“重点城市”,而在于“非重点城市”乃至县城、乡镇和农村。《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符合本地实际的分类方式,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分类系统,实现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

  生活垃圾节节攀升的过程中,“非重点城市”的“贡献”不可小觑——全国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人口为每县50多万人。以此来计算,总人口数量超过10亿人。就垃圾分类而言,如果说上海之外的45个重点城市缺少的只是一声令下,对于“非重点城市”来说,尽快补齐相关配套设施才是当务之急。如果做不到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前端分类投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进而因民众的不理解增加实施垃圾分类的难度。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这是不少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垃圾处理困境。在“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模式中,垃圾转运周期长、环节多,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与此相对应的是,县级垃圾处理设施相对落后,甚至连垃圾填埋场都捉襟见肘。明确了县级政府的垃圾分类责任之后,加快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步伐,亟待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数据显示,国内40%的建制村缺少垃圾处理设施,农村垃圾处理率仅为40%左右。如果能因地制宜建设乡镇垃圾处理场,以此来辐射周边行政村,实现农村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那么,农村地区推行垃圾分类的难度将大大降低,阻力也将因此大大降低。除了政府投资之外,亦不妨通过政策优惠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本身也孕育着巨大商机,依托于政策扶持和社会参与,乡镇垃圾处理场大有可为。扫除了农村垃圾之后,“美丽乡村”无疑更有保障。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差别化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并在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后公布。不同家庭的生活垃圾不尽相同,差别化收费标准无可厚非。不过,差别化收费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不应高于此前的“卫生费”。原因很简单,公众为垃圾分类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垃圾处理费不降反升,未免让人产生怨言。

  (作者系时评人)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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