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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决策不能再继续“任性”了

2019-05-21 23:23:47 来源:法治周末

  

  金成波 郭晓丽
 

  在5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介绍,为进一步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效率,司法部经广泛调研,反复论证,多方面征求意见,形成《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草案,于2月25日经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9月1日起正式施行。
 

  此次国务院发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健全了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对提高决策效率和保证决策质量有重大意义,必须切实推进落实。
 

  一直以来,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作为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重要体现而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既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2015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年至2020年)》,提出了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对于给重大行政决策设定程序,有观点认为,在决策程序和决策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要履行程序的话,效率必然受到影响。必须认识到,效率并不等同于速度,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满足人类需求才是效率。“拍脑袋”做决定虽用时短,但从长远来看,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政决策往往会造成“朝令夕改”,最后反而导致效率低下。而规范程序虽用时会有所延长,但可以提高质量、降低风险,从而保证决策的执行更顺畅、更有力,整体上提高了决策效率。
 

  对于“重大行政决策”,有观点对其内涵和外延提出不同看法,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对于它的范围界定存在不同的认识,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困惑。而实际上,《条例》已采用“概括+列举+排除”的立法模式对其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在执行层面设定程序角度的规范,即通过重大行政决策立项管理机制来确定、公布和调整“决策事项目录、标准”。
 

  因为《条例》刚刚公布,对于其认识难免存在上述的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一致,甚至误区,因此,必须首先统一思想,深化对于《条例》的理解和认识。
 

  《条例》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大程序为重点,具体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程序和调整程序。但《条例》对于这些程序的规定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操作性也有待提高。
 

  比如,合法性审查程序是依法决策的关键,《条例》以“节”的形式专门对合法性审查程序的流程及内容等作出了规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实操方面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包括合法性审查主体不明确、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差异较大、合法性审查标准不统一、合法性审查结果不明确以及合法性审查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条例》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操作办法,进一步细化相关程序,完善《条例》中相关程序的立法不足之处,满足实践需求,使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重大行政决策具有影响的广泛性、宏观性、长期性、重要性等特点,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相匹配的追责体系。然而“法律责任”虽在《条例》中单独成章,并采用了严格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但在细节上仍需要进行明确。如责任主体,《条例》只是笼统地将其规定为“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等;此外,问责标准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对“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等关键词进行具体界定;最后,协调机制还有待完善,责任人发生职务变动或岗位调整时,跨级别跨区域追责如何才能实现。
 

  这就要求地方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时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确责任主体,解释核心概念、界定问责标准,健全跨区域的协调问责机制、打破追责的级别、地域限制,从而建立起以终身问责制为核心、全面问责与突出问责相结合的追责体系。只有明晰法律责任,狠抓《条例》落实,方能切实把“决策”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政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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