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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两难——也从死刑案件说起
2014-10-20 13:28 作者: 来源:陈健博客

        近日,何家弘教授撰文指出中国应废除死刑,并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策略。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愿意站在司法实践的层面简要呼应何教授的文章。在这篇简短的文章里,我想以一个简单的案例唤起人们对死刑的思考。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证据要求更加严格以外,从法律适用角度和案件复杂性上讲,死刑案件比非死刑案件相对简单一些。
        案情很简单。被告人甲看到被害人乙(女)身上佩戴的首饰,遂起贪财之念,利用在乙家附近打临工的机会踩点观察,在认为乙独自一人在家时(事实上乙的2岁小孩也在家),以进门讨水喝为由进入乙家,并趁乙不注意时实施抢劫。当乙对甲说曾经见过他时,甲顿时起了杀人的念头并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杀死乙后逃离现场。几天后,甲在逃亡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在侦查阶段,甲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公安机关根据甲的供述找到了大量的客观证据,足以证明甲的犯罪行为。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甲死刑,二审期间甲的家人提出向被害人家人赔偿50万元,而被乙方家人拒绝,乙方家人坚决要求判处甲死刑。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似乎很容易就能顺理成章地判处甲死刑。判决书的表述必然还包括“虽然甲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其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之类的话语。但是,这里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一是公安机关在现场并未提取到指纹、鞋印等有价值的客观证据,更没有找到作案凶器。二是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帮助公安机关迅速找到了其作案后换下的衣服、丢弃的球鞋以及作案的凶器,并从衣服上提取到被害人血迹,尸体检验报告显示的伤口与被告人供述的凶器特征吻合。显然,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为公安机关节约了大量的司法成本,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这些经过他本人供述的证据,对于这种一人作案的刑事案件很难完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犯罪人。三是被告人亲属提出了赔偿请求,但被害人一方予以坚决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被告人送上刑场的重要推手。四是被告人并未杀死与被害人同处一屋的小孩,说明其良心尚未完全泯灭。
        那么,对于如实供述的被告人,特别是当被告人的供述对于侦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时,如何评价这种供述在量刑上的价值。显而易见,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实供述就是被告人理所当然的义务。事实上,我国的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就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而根据国际刑事司法潮流,在普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大环境下,尽可能地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显然符合刑事司法基本理念。那么,对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其供述为侦查机关侦破案件起到关键作用的被告人显然更应该从轻处罚。进一步比较刑法条文之间的价值排序,至少在我看来,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条款应当优先适用于被告人。综合以上理由,对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被告人且其供述为公安机关侦查案件起到重要作用的,应尽可能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条款,对其从轻处罚。唯有如此,才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否则一方面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如一人作案且证据相当隐蔽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之后依然对其适用死刑,显然存在某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从表面上看,这反映了我国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内在紧张,但从本质上看,却是由于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死刑观念使得法官无法也不敢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于是退而求其次,假若被告方与被害方能够自愿达成赔偿协议,那么对于犯罪后果相对较轻(如只造成一人死亡)且社会关注度不高的案件,法官和法院基本会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然而在本案中,被害方却明确拒绝接受被告人乙方的赔偿(当然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背景理由是被害人一方家境较为富裕)。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通常的理解是,被害方必须接受被告人的赔偿,方能在量刑上予以考虑,但是在我看来,并不能一慨而论,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多个前提性条件的被告人(如只造成一人死亡,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且该供述对公安机关侦查起到重要作用以及事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一方),应当根据该司法解释,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事实上,如果不去考虑舆论的炒作,这样的判决应该会带来一个多赢的结果。
        然而,尽管以上理由看上去很美,但是当下的法官在被害方一方不接受被告方赔偿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勇气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我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的复仇观念。但问题在于,这一观点却在解释民事赔偿方面遇到了障碍。显而易见,从基本的生活经验出发,家境贫寒的受害方因其受教育程度和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程度都要较家境富裕的受害方更为强烈。也就是说,穷人的杀人偿命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比富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深一些。然而事实却是,往往穷人接受赔偿后却“原谅”了被告人,进而使被告人逃离死刑立即执行的惩罚。毫无疑问,这里的“原谅”与赔偿的数额息息相关,而赔偿数额的多少又与被害方家庭经济条件呈正比。家境越穷的被害方在获得较少的赔偿额后可能就会“选择”原谅被告人,而家境富裕者却很有可能在被告方许诺给出较大赔偿数额后仍然要求法院判处其死刑。由此可见,当被害人一方家境贫寒时,生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被告人一方手上;而当被害人一方家境较好时,生的主动权却掌握在被害人一方手上。法院和法律,似乎在不该缺席的时候悄然离席了。
        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却因为自己的“老实”而被判处死刑,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在理论上(而不是法条上)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当下中国死刑适用的真实写照。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要改变上述尴尬而紧张的司法现状,或许应从以下方面努力。第一,要逐步改变民众关于死刑适用的基本观念并使之更加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潮流;第二,需经由立法和指导性案例逐步规范和细化适用或不适用死刑的条件;第三,法官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同时,需有意识地缩紧适用死刑的范围,对于存在法定从轻处罚的案件,应尽可能地通过证据和说理使诉讼各方之间以及司法与社会舆论之间达成共识。或许只有这样,实现何家弘教授所言的逐步废除死刑的目的才有些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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