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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70年:文明与遗憾并存
2018-12-25 23:51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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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位于两位警察之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70年前,19481223日,头号战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罪魁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同年11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一次开庭作出宣判,判处7名被告绞刑,16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1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这次审判,自194653日开庭以来,全程历时两年六个月。因地点设在东京原陆军省大楼,故简称为“东京审判”。

7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对二战日本主要战犯的判决,这场世纪大审判连带附着其上的苦难战争岁月,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后人重读、挖掘和研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就是:把当年在日本法西斯政府中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作为主要战犯予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1213日举行的“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研讨会”上说。

“由国际军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这类主要战犯加以审讯和惩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苏智良说,“东京和纽伦堡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两个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以强有力的警告。”

 

一场文明的审判

 

194653日,这场奠定二战后国际秩序重要法律基石的国际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美国宪兵的押送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排成两行进入法庭的审判大厅。

1113分,叮当叮当的铃声轻轻地响起,法庭内变得安静。入口处巨大的木头门缓缓关上了,配枪警卫们都已到位。”美国合众社记者阿诺德·布莱克曼见证了此次国际大审判,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一书中,他描述了开庭当天的场景。

审判长、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致辞表示:法庭开庭前,出庭法官签署了声明,要根据法律进行公正的审判,不掺杂恐惧、同情等情感。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在开场陈述时说:“庭长先生,我们今天进行的不是普通的审判,而是一场人类文明之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全世界免遭灭顶之灾。”

19458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年,由中、苏、美、英、法、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的法官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这是一场“胜利者”主持的审判,但亦有大量史料证明,这更是一场文明的审判。

该法庭的成立,依据《开罗宣言》(1943)《波茨坦公告》(1945)《日本投降书》(1945)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授权。

19461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司令麦克阿瑟发布公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日批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425日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七条,制定通过了最初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

“东京审判严格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为控辩双方提供权利平等,有罪无罪皆以证据为准。这场审判共开庭817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份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健在1213日“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东京审判·巨幅长卷油画及影像图片展”上发言说。

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法官的女儿梅小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的审判遵循英美法,所有被告先无罪推定;检方必须在检察阶段提供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并以事实和法理驳斥辩方的无理证据,法官才能据此在量刑阶段进行判决。”

东京审判亲历者、时任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回忆,东京审判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机构的庞大和辩护律师的众多。每一位被告人,除了自己聘请的几名日本籍律师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为每个被告配了一位美国律师,理由是这些被告不懂英美法。

“辩护团一共有100多名日本律师,再加上近40位美国律师,以20多名被告而拥有一百多名的辩护律师,这不但是纽伦堡法庭没有的,而且是任何法庭上或任何审判中所罕见的。由他们组成的庞大的国际辩护团,使得法庭的审理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对抗……”高文彬口述说。

王健说,东京审判绝不是什么“政治审判”,也不是什么“强权即是真理”,更谈不上“充满了种族主义”,而是一场文明的审判。它超越了一般的战争审判,面向未来,以最终取缔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为己任。

此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了理性、公平、正义’,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苏智良说,“法庭所坚持的‘侵略罪’和‘反人道罪’,早已被写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而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原则和规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不同法系之下的艰苦“战役”

 

就像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曾写到的:“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关注“东京审判”的人们或许大都这么想。

回首70多年前,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不仅如此,耗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也是一段艰苦的岁月。

中国先后派出17名成员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中,梅汝璈先生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向哲浚先生代表中国担任检察官。梅汝璈和向哲浚都是上世纪初清华学堂的毕业生,也都从美国名校留学归来。

时年25岁的高文彬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翻译和秘书,随“东京审判”向哲浚检察官在日本工作,他回忆起彼时工作的艰苦,“对于这场审判,当时中国政府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所以明显准备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但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数最少”。

东京审判,苏联代表团参与成员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100多人,美籍、日籍辩护律师130多人。巨大的人员数量悬殊,让中国代表团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和压力。

奇缺人手的中国代表团,在两年半的审判中,殚精竭虑、团结奋战。在从东京发回的电报中,他们曾用“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和“职责所在,自必全力以赴,决不疏怠”等文字表达决心和意志。

除此之外,审判之初,最让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大陆法系”。

在当时,高文彬说,“大陆法系是究问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被告方来证明自己无罪,再由检察官来提出控告;而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首先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然后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定证据不足,可以拒收,所以在英美法中,证据的力量非常重要”。

观念的差异确实为中国代表团的举证带来不少困难。在东京审判中时任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的倪征日奥先生曾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

除了观念的差异,取证也有难度。一方面,国内战争正在进行,交通不便;另一方面,从8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912日,盟军进驻东京,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证据,增加了找到具体证据的难度。

取证之路艰难曲折。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说服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应该是对被告最有力的一击。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19468月,溥仪出庭,整个法庭座无虚席。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证人证言,并被法庭采信。这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大胜利。只是,溥仪也因不安自己曾经不光彩的角色,在庭审时并未将全部事实说出。

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写到,“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至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彻底的揭露”。

在对战犯量刑阶段,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因对死刑存在不同看法,又展开了一番“较量”,最终只能以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投票前,梅汝璈法官作了最后陈述:“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掷地有声的发言后,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终被送上绞刑架。

 

东京审判的遗憾

 

王健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京审判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而在‘国际法上的革命’”。

著有《东京审判再评价》的国际法学者、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法学院教授尼尔·博伊斯特阐释了东京审判中“反和平罪”与当下的关系,认为东京审判的设计对于刑法制定者和刑事检察官而言,具有相当丰富的参考价值。

“要简明扼要地告诫人们,战争是错的,个人责任应该得到追究。”博伊斯特说,“要使这种告诫无法被轻易反驳,且成为预防战争的坚实基础。”

70年回望,东京审判在带来重大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遗憾。

苏智良教授认为,与纽伦堡军事法庭一样,东京审判在消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

不仅如此,东京审判还有一些其他遗憾,比如,远东审判在惩处日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在纽伦堡审判时,整个纳粹体系作为审判对象,需要承担责任,而东京审判只有战犯个人受审,这使得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日本没有国家责任。

更大的遗憾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天皇裕仁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

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给日本战后政治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不彻底,使得日本不能正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

苏智良分析,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东京审判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犯;不仅如此,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之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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