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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何时能不再色变
2018-12-11 21:21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郝若希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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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家,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方刚。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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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日,王艺在长春创联国际学前学校授课。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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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日,全国第十七期“猫头鹰”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现场。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郝若希

“性”,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话题,有人觉得难以启齿,有人觉得年龄到了自然会懂。

然而,随着儿童性侵案件不断曝光,一句“你嫌性教育太早,性侵犯不会嫌你孩子太小”再次唤醒了家长对于孩子性教育的意识。

当家暴、性侵、强奸等沉重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些隐藏在冰山之下的“不可言说”被置于阳光下讨论,因性教育缺失导致的问题,已不容忽视。

有人不禁会问,性教育,从何时开始?

 

性教育从0岁开始

 

“性教育要从0岁开始”,这是方刚的回答。

方刚,因专注于性教育而被人们熟知,他的“官方头衔”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

公开资料显示,方刚还是联合国“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唯一中国成员、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召集人、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性学会理事。

在众多的标签中,方刚最为看重的是性教育专家的身份。

1993年进入大学算起,方刚从事性学理论研究已有25年,而专注青少年性教育则是从2008年开始的,至今也已经有10年了。

谈及为何关注性教育,方刚表示最初是源于理想与兴趣,特别是在儿子出生后,他希望可以与儿子以开放、平等的心态去谈性。真正做教育之后,方刚发现,性教育理论的派系不一样,每个孩子情况也不一样,深奥的理论背后是观念、是价值观,社会主流的性教育理念与他接受的性学教育并不完全契合,他坚持不能推行“统一”的性教育。

从最初的误解,到逐渐加深了解,方刚一直在思考。性的生理、心理、伦理不可分割,性教育不是单纯的性生理教育,还包括性别平等、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教育。

2013年,方刚在台湾地区的《性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赋权型性教育:理论、内容与方法研究》的论文,这是“赋权型性教育”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这种性教育理论以女权主义理论、人权主义与赋权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能力与权力,其核心理念是让受教育者有能力作出对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

“赋权”理念提出之初,饱受挑战与质疑,曾被一位性教育界的资深学者评价“很可怕”,因为他们认为当孩子获得性的权利,就会滥用权利,反而背离了性教育的初衷。

方刚解释称,“赋权”是给予力量,让受教育者具有掌控自身与性有关的权力,获得选择的能力,不再受到禁止、惩罚与恐吓。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受教育者的多元思想,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选择,不做“道德”倡导。而是重视受教育者自身能力的成长。

这几年来,方刚及其性教育团队进行了40多期性教育教师培训,参加培训的各地教师超过5000人;组织家长培训20多期,参加家长人数1000多人;近300名学生参加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2019年,他们计划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办少年冬令营,让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尽早接受到合格的性教育。

即使如此,受众也只是凤毛麟角。方刚认为,虽不能“普渡众生”,但可以“摆渡有缘人”,帮助有需要的人。

十年来,尽管参与到性教育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但方刚直言,中国的性教育环境并没有很大改善。“性教育既涉及到性,也涉及到孩子,这两方面本身都很敏感,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而教育环境与社会的价值观甚至政治、文化都有关系,改变性教育的观念不是一蹴而就,这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和努力,才能看得出来。”

 

校园性教育近乎空白

 

去掉性的禁忌与神秘,是方刚希望通过性教育达到的目的之一,而性教育理念推广之路,道阻且长。

最初,方刚把精力投入在学校老师的培训上。因为学校教育是系统、专业、全面的,是最容易做性教育的。但是,理想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20152月,方刚在山东省组织了一场性教育培训,培训对象是省内的400多名中学教师。培训中,方刚介绍了由他编写的《中学生性教育教案库》,与传统的性教育教材不同,这本教案涵盖了同性恋、爱与性、自慰等话题,但这些话题在学校教育中是禁忌,在家长眼中是“毒害”。

一些家长给教育局写举报信,甚至在教育局门外示威,要求叫停此类课程。在多方压力下,山东教育部门画上了休止符,而方刚“从山东着手,进而向全国推广性教育”的期望也就此落空。

对于校园内的性教育,我国教育部门一直在稳步推进。2008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小学一至二年级的学生应该了解掌握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等,具体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以及知道“我从哪里来”;《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也要求对儿童开展适时、适当、适度的性别教育;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也明确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然而,执行情况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在关于是否以及怎样展开性教育的问题上,选择权在学校手中,而决定权在家长手中。

去年,在杭州萧山,一套名叫《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教材引发舆论关注,因为其中露骨的词汇与图片“尺度太大”,遭到不少学生家长的抵制。最终,校方收回了这些读本。

而这些读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根据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性教育教材,但即使有国际经验支撑,又经过多次本土化修改,还是没能走进更多地区和学校的课堂。

“推动学校性教育非常困难,只要有一个家长反对,就不能继续进行”。方刚对于现状倍感无力,目前学校的性教育几乎等于零。

在多数人眼里,性教育是由小部分“学院派”性学家推进的草根行为。在性学家和保守主义群体之间,从来都不乏“战争”。

201411月,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在广州性文化节演讲时遭到一位中年妇女泼粪。同月,在陕西西安,几位中年妇女在大街上对包括李银河、方刚、彭晓辉在内的性学家的照片泼粪,随后烧掉了这些照片。

 

性教育在民间

 

经历过种种阻碍后,方刚把目光投向了校外,将重心转移到那些真正理解性教育工作的社会人员身上。方刚笑称,“性教育在民间”。

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胡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将学校作为推行性教育的“主战场”,因此被评为四川省学校性教育推行第一人,可收效甚微。后来,通过成都市妇女联合会、成都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组织,胡珍将性教育推向家庭。

性教育工作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性教育的道路上奋战多年。但现实不容乐观。

3月,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发布一份性侵儿童案例统计调查报告:2017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378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受害人数超过606人,其中女童人数为548,遭遇性侵的男童人数也有所增加;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仅1岁,714岁的中小学生居多……

这份报告中性侵儿童案例数据仅基于当年公开报道的案例,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儿童案例总量,那些未经曝光的案例还有多少?

“女童保护”已经连续5年对中国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对于儿童自我保护及防范性侵相关教育严重缺失。

胡珍提出,反性侵教育只是性教育的一部分。如果孩子连“性”是什么都不明白,孩子该如何防?很多性侵案件中的受害者回忆称,在遭遇不幸时,自己并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更不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除了性侵受害者,艾滋病患者也是性教育缺失的受害群体。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9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85万人,死亡26.2万例,并且90%以上是经性途径感染的。2017年,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报告感染者人数为3077例,其中男性同性性传播占81.8%

赋权型性教育高级讲师李双双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她在医院工作的10多年中,遇到过不少艾滋病患者,她发现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而且感染年龄段也越来越小。正是这段经历让她选择投身性教育,帮助更多的人学会如何预防艾滋病。

 

从受害者到教育者

 

民间性教育讲师的群体在一点点增长,学习性教育的人群也在不断壮大。

李双双参加培训学习是希望给患者、给女儿普及性教育,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王丽(化名),则是因为自己正是性教育缺失的受害者。

王丽提到自己的经历时,已经十分平静了。11岁那年,她亲眼目睹父亲对母亲家暴,后来她又长期遭到母亲的暴力对待;在她23岁那年,已经精神分裂的母亲离家出走,杳无音讯;9年后,母亲归来,已经32岁的王丽仍然难以摆脱那份恐惧感,沉重的精神压力,让她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小时候的经历对王丽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始终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她,接受了漫长的心理治疗。她意识到,家暴受害者被破坏的是对他人的基本信任,家暴也会损坏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导致抑郁、自毁、自残,甚至自杀。还有一部分家暴受害者,会转变成施暴者,向更弱小的孩子施暴。

在反家暴公益机构做志愿者的过程中,王丽认识了几十位家暴受害者。在她看来,家暴本质是性别暴力,伴侣关系中,90%是男性对女性施暴。更可怕的是,很多在原生家庭中遭受暴力的儿童,很容易成为校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身份,让王丽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缺失,导致两性在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如果人们具有正确的性观念,就不会有那么多错误的性关系、错误的婚姻、生出“错误”的孩子、错误的养育方式,让错误循环,代际传承。王丽对性教育心怀希冀,“人类应该在爱与幸福中孕育”。

 

持证讲性,冲破忌讳的屏障

 

对于每一位性教育工作者来说,学生的成长与家长的接纳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而官方的认可则是他们从事性教育工作的凭证。

这群性教育工作者,在75日得到了国家部门的认证,全国专业人才储备委员会通过了“性教育讲师”考核备案。不过,这个证书与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证”不同,这是一个行业协会颁发的资格证。“因为我们做的是社会性教育,不是学校性教育。”方刚强调。

方刚是这个证书的发起人,也是培训与考核人员。获取证书需要先参加为期21天的培训课程,内容不仅是性的生理,还包括性别平等、反对校园性别暴力等。此外,学员还需要进行笔试、讲座实践、教案设计等考核。

目前,已经有两百多人通过了此项考核,他们大多从事社工、家庭教育、心理咨询、医护、教师等职业。获得资格证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工作坊、读书会、沙龙讲座、线上课堂等形式帮助人们对性产生新的认知。

6月,首批获得高级证书的讲师有13人,李双双是其中之一。8岁的女儿也是李双双学习性教育课程的原动力,“在她成长过程中,问过很多和性相关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但是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并且准确适宜地解答她的困惑”。

在性教育的过程中,李双双始终强调,生命是第一位的,“女儿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生命如何诞生,但是她明确知道生命的诞生是幸运的,要珍惜生命,不能随意伤害自己”。

李双双还参加过《超级演说家2018》教育专场,她认为,性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不是“灵丹妙药”,需要在生活点滴中渗透,让孩子慢慢形成他们的价值观,懂得自主、健康、负责的性,懂得自我保护。

然而,“让孩子接受性教育,先要过家长这一关,虽然有很多家长开始意识到性教育的必要性,但推行家庭性教育依然艰难,毕竟有些内容在家长看来还是太直白。”督导师张琴琴表示,这其实是每一位讲师都存在的顾虑。

张琴琴在获得高级讲师证后,开始推行线上课堂,虽然早有心理预期,但她还是有些失望,“免费的分享会,有一些家长主动来听,但后来开展收费的线下课程后,愿意学习的只有零星几人。毕竟让一个从未接触过性教育、本身也没有性教育意识的人来接受不一样的性教育理念是很难的”。

10月,张琴琴在北京矿业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进行了性教育讲课,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她发现,性教育缺失是从幼儿园开始的,缺失的弊端却在各个年龄段显现,尤其是在大学。大学生对于性,尤其是女生对于性,还是难以开口。“人们对性总是很忌讳,带着固有的观念,性教育的路,还有很远的距离要走。”

事实上,性教育不是亡羊补牢,而应该防患于未然。

今年盛夏,方刚在北京开展的青春期夏令营,有35位中小学生参加。在讨论环节,当学生们写出“婚外情”“乱伦”“恋童癖”等他们认是坏的性行为时,家长惊叹于孩子们的早熟:“他们是在哪儿学的?”

在互联网时代,“有色信息”夹杂在各种信息的洪流中,与其让孩子私下里去猜、去搜索,不如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性。

“家长越禁锢,孩子越好奇。”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张静对此十分明白,带着不知如何与即将上高中的女儿谈“性”的焦虑,她和女儿一起参加了青春期夏令营。女儿对于同性恋的理解与包容,让张静觉得惊喜。在女儿的带动下,张静与丈夫杨军参加了性教育培训,并先后获得了赋权型性教育讲师资格证。

和众多性教育工作者一样,张静与杨军在传播性教育理念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就如赋权型性教育督导师王艺所感:每一位做性教育的,都是一束微光,但微弱,也是光芒。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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