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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侠义之外更有法义
2018-11-06 21:29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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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他笔下的武侠人物。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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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及其家属。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浙江桃花岛人氏黑风双煞为了练九阴白骨爪,在外蒙古杀害蒙古百姓,我国刑法对其有管辖权,根据的是哪种管辖原则?”

“江南七怪和丘处机相约,十八年后决战烟雨楼,属于下列哪种合同”……

余平(化名)刚刚到达自己位于北京某法院的办公室,就收到了同事推送的文章,这篇纪念金庸(本名查良镛)的文章来自一家法院的公众号,法律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惜别一代大侠金庸。

1030日下午,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镛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相较于在武侠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符号,金庸背后“法律人”的身份则不那么为人熟知。

在不少人眼中,金庸笔下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是一个无法的世界,然而通过法律人的眼睛来透视金庸,他的书中恰恰是有着社会秩序的江湖,侠义之外的金庸更有法义。

 

刻在骨子里的法律魂

 

侠之大者,为国为名。金庸的匡扶正义、家国情怀,或许是刻在骨子里的。

19243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彼时,海宁查氏是当地久负盛名的书香门第。

金庸之父查枢卿在其年幼时,就会每天将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给他看,后来《水浒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成为了金庸案头的阅读书目。

进入少年时期,勇于斗争、匡扶正义已经在金庸身上萌芽。

1936年,金庸离开家乡前往嘉兴一中读初中,然而随着1937年日军的入侵,他不得不随学校辗转,直到一年后才安定,于浙江省立联合高中的初中部就读。

1941年,就读高中的金庸求学之路再遇坎坷,因其在报纸上发表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而被开除,不得不经校长张印通的介绍转学至衢州中学。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的金庸,再次因为自己的“反抗”求学遇阻,最终被校方退学。

三年后,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金庸得以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

1948年,金庸顺利毕业,可谓正经的“法律人”出身。

求学之时,金庸就曾公开发表专业论文《日本赔偿问题》,毕业后,金庸也没有停止法律专业的研究步伐,1949年,他于自己就职的《大公报》上发表第一篇国际法论文《从国家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为此后新中国政府继承前政府在海外产权找到了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2000年,苏州大学百年校庆前夕,金庸曾专门为母校题写贺词,“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季札伍员陆逊范仲淹皆吴人中之可法者也”。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948年年底,金庸因工作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移居香港,从而开启了作为新闻人和文学家的新篇章。

尽管如此,“法律人”的角色也并未从金庸的生活中完全退出。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金庸一直作为香港廉政公署市民咨询委员会召集人,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参与香港发展。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香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因此受到邓小平的四次集体接见。

同时,金庸还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联名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指出“香港政制过度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采取多项“政改”措施,金庸撰文直接予以抨击,直言港英当局的所谓“直接选举”,实际上是希望在1997年之后为“港人治港”留下一个混乱局面。

199331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了访问内地的金庸。

交谈中,江泽民指着茶几上摊开的由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

金庸在1994年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时,曾针对中国文明不断消长发表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强盛的两个重要环节是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和对外族的开放。

“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金庸直言,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金庸为其于1959创立的《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中写到,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2007年,当已经83岁的金庸面对年轻的北京大学学子时提到,当今社会依旧需要侠风义骨,“侠者,为国为民,见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看到人民受到欺压就要发扬‘侠’的精神”。

112日,在一片对金庸的哀悼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对其的唁电显得尤为特别,“查先生一生情系中华,爱国爱港。以铁肩担道义,以妙手著文章,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享誉海内外华人社会。查先生支持国家改革开放,拥护‘一国两制’方针,热忱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设计、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了政治智慧”。

 

武侠中的法律道义

 

“善恶终有报,当人们面对不公之事时,总羡慕金庸笔下的快意恩仇,总期盼有一个大侠来惩奸除恶。”在余平看来,这或许就是江湖世界的痛快,“不谈法律,只讲善恶”。

“无视制度的人治,私立复仇的救济,正义的绝对化等。”余平跳脱法律从业者的身份,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认为金庸的武侠江湖是一个“无法的世界”。

但从法律人的角度,余平认为金庸的武侠世界“自有其法”,“其规则或许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国家制度的法律,但有其固定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金庸就是其笔下世界的“立法者”。

即使以现实世界的法律分析,诸如“李莫愁挖出陆展元夫妇的骨灰,一个扬灰于东海,一个抛弃于西岳,构成什么罪?”“萧峰在聚贤庄一战中,杀害中原武林人士无数,下面哪种定性是准确的?”等“金庸式”的普法问题,也说明金庸的武侠世界可以用法律角度去分析。

113日晚,主持了“送行金大侠:金庸武侠的法律之问与无法之思”主题论坛的湖南大学法学副教授蒋海松指出,金庸武侠中的反法治因素确实显著突出,但其通过剖析金庸笔下多个经典人物形象,仍与法治不无关系。

而曾分析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的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豹,在金庸去世后撰文指出,金庸武侠小说孕育正当程序、公正司法的原则。

金庸的武侠小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而“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早期各国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的基础,是刑罚存在的主要原因”。

金庸在创作自己最后一部小说的主人翁韦小宝时,坦言受到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启发,中国人其实在个性方面是有许多缺陷的,“我在外国看到许多中国人做得不好,如开店的不交税,查税的来了,就去行贿,后来事情搞大了,被政府扣了车,关了店。另外,还有受贿、做假药等,都是不好的事”。

因而,在创作《鹿鼎记》时,金庸将这些劣根性掺入其中,“这本书的正面人物都是坏蛋”。在书的后记中,他还特意写到“年轻人切不可学韦小宝”,甚至在有读者表示就想做韦小宝时,金庸考虑到社会效果和教育意义,有过修改结尾的想法,“让他在一次赌博中把全部家产赔光,几个太太也走了一大半”。

最终,因为读者从文学完整性的角度反对,只得作罢,但金庸一再提醒年轻人,“千万不要向他学习”。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江湖规则也自有其“法义”,“我或许做不到侠之大者,但至少先努力做侠之小者。”余平最后感叹。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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