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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的学术趣味
2018-11-06 21:18 作者:朱航满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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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泳。 资料图

朱航满

我对谢泳的学术研究一直很感兴趣,主要源于他以较为独立的姿态来做研究和写文章,特别是在材料搜集上,能够不嫌其杂,人弃我取,集腋成裘,终在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也给一些身在学术机构之外的研究者很大的鼓舞。

谢泳的著作我也很爱读,手边有两本由他寄来的文集,其中的一册《历史的趣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的《当代学人精品》之《谢泳卷》,扉页有他的签名盖章,并在题跋中说:“现在出书不易,按自己的想法出几无可能……”在印象中,近几年谢泳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实在不少,他若说“出书不易”,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书难,而是自己真正想印的书未必能够出版,反而不太想出的书,可能反复在印。

 

试图探讨新文艺范式的确立和形成过程

 

谢泳的《历史的趣味》算是他的一本选集,与之前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文选《思想利器》,内容就多有重复,而他早年针对《观察》杂志、西南联大和有关胡适、储安平等人所写的研究文章,则皆未收录,想来这或许就是他在题跋中感慨的“按自己的想法出几无可能”的原因所在吧。题跋中谢泳还提及一本新书,则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的细节》,收在该社策划的“现代文学论丛”之中。

因谢泳特别提及他的这本《现代文学的细节》,想必对这册书是比较看重的。最近没有特别的阅读计划,便将这册《现代文学的细节》找出来读了一遍。此书中所写的内容都是谢泳2007年到厦门大学任教后所作,话题也都比较集中。

此书中关于王瑶的文章5篇、关于钱锺书的文章4篇、关于陈寅恪的文章3篇,这些文章与他在来厦门大学任教之前所作的文章,从话题到锋芒,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我细读谢泳的这些文章,感觉学术的味道更浓了,这可能是学院生态带来的影响。

但我认为,他的目的其实不在学问之道,他有更大的抱负和追求。诸如关于王瑶的文章《王瑶学术转向的学术史意义》,背后更试图探讨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艰难转变,还是一种新的文艺范式的确立和形成过程,因此这其中的深处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他采用的一些资料,是一般研究王瑶的学者所不太关注的东西,诸如文章《王瑶1956年的山西行和一篇演讲》,采用研究对象相关工作简报、思想汇报、文件、讲话等材料,对于认识历史人物很有启发和参考。谢泳的文章大多朴实、平易,他不求华美和奇巧,更在乎呈现历史的全面、客观和真实。

 

“蔡先生”身份之谜

 

关于钱锺书的几篇文章,他也是用力甚大,但不同于关于王瑶的文章采用了直接材料,而是通过间接材料和文本细读来进行推论,呈现了研究对象极为幽微的一面,也体现出谢泳在利用材料方面的另一种水平。

说及钱锺书研究,倒是有个小小的插曲。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钱学”,他在厦门大学的导师正是与钱锺书同窗的郑朝宗先生。我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册郑先生的文集《海滨感旧集》,不料书送到后,发现扉页竟有郑先生的题款,乃是赠给一位“蔡先生”的,而扉页还有一个藏书印,经朋友确认为“谢泳藏书”。对此,我当时非常意外,便写了一篇文章,刊于报端。

在那篇文章中,我推测这位“蔡先生”系谢泳在山西作协工作时的同事蔡润田,因为蔡润田也研究文艺理论,与郑朝宗为一辈人,且其对谢泳的学术研究十分关心。此文刊发后,文虎师读了,他认为我的推测有道理,但为了求证,又与谢泳进行了交流。谢泳回答说,此书不慎流落旧肆,但由我收藏则颇感欣慰,而其中的“蔡先生”,他以为是厦门大学的蔡厚示教授。

由此可知,此书不是蔡润田所赠,也应是谢泳在旧书摊所购。文虎师对此则有不同意见,因为他曾在厦门大学就读,又师承郑朝宗先生,他说郑先生与蔡先生当年同在中文系任教,十分熟悉,题赠用“蔡先生”,则略显生疏了,而“蔡”为福建大姓,或应另有其人。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签赠本,但背后涉及着学术生态与研究方法的微妙之处,也是颇有趣味的。后来,我与文虎师谈起谢泳,他对谢泳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很是赞赏。

学界侧重于史料并颇具影响,在我看来,一位是上海的陈子善,另一位则是厦门的谢泳。陈子善重在钩沉和辑佚,关注的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及文学名家的整体性,其关注文学史价值,并以钩沉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而谢泳重在搜集资料,不拘泥于文本的文学性,也不在乎资料的呈现方式,而是在于问题研究的需要,故而他关注的更多是思想史上的价值。

他对于油印本、自印本、机关工作简报、内部文件的重视,以及对于民国《观察》杂志、文革期间上海的《朝霞》杂志以及1950年代末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红楼》这样的内部学生刊物的研究,都是颇有启发性的。我个人倾心于谢泳的研究方法,以为这样的途径,更为开阔,也更易于实现。

 

普通研究者的甘苦

 

谢泳的《杂书过眼录》系列,是对我启发最大的当代学人著述之一。我的随笔集《立春随笔》,其实就是受到了谢泳的这种研究方式的启发,乃是通过一个签名本、一个题跋或者一个写在书上的批注,试图来认识写作对象的另一面,从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精神风貌。然则,此种方法也有不易处。

在此书的后记中,我也曾写及民间普通研究者的甘苦:“我曾在拍卖场上看到不少甚好的材料,可拿来做文章之用,但拍价之惊人,乃是我辈不可奢求的。故而在旧书摊前徘徊的书生,偶尔检得一两件可以言说的书本,乃流露出欣欣然之情,可以说既是穷书生的可爱,也是当下做学问写文章者的寒酸穷苦相也。”

我与谢泳相识已近十年了,当时是想请他为我的一册文集写序,后来序言写出来了,但那本书稿却又搁浅了。后来,我印了一册数量很少的书,用了他的那篇序言,但此书我未能获得样书,其中颇多曲折和坎坷,故而也无法寄书给他,至今想来,都是颇感无奈的事情。在那篇序言中,谢泳评价我的文章中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味道,后来想想,可能是我在谈鲁迅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他的一个曾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

记得我最初读他的文集《逝去的年代》,颇受震动,此书收录在一套名为“草原部落”的文丛之中,曾在大学流行一时。那时谢先生的文章,还是很有锋芒的,而那时的学术生态,则似乎也有一种颇为开明和活跃的景象。

忆往昔,颇多惆怅矣。谢泳2007年以大专学历被聘任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从太原南下厦门,引起了学界的热议,也很令一些身在学术体制之外的年轻学人心热。这次读《现代文学的细节》,其中的短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2010年后,因为早年一篇旧文引出一些麻烦,从此我就不给本科生讲课了,只给研究生讲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搜集的课。”想来身在象牙塔里,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找到了纯粹的学术净土。

此书还收录有一篇《陈寅恪与中国小说》,曾被我收录到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随笔年选》之中,谢泳是重情之人,或许这也是他特购此书赠我的另一个原因吧。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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