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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公共性”对我的吸引和启发
2018-10-23 21:48 作者:田飞龙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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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资料图

 

田飞龙

不久前,高中母校涟水中学孙辉校长带队拜会北京诸校友,在座者当然是有些“杰出”意味的。孙校长邀请我写点文字,我颇为诚惶诚恐,不仅因为自己年资偏浅,更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写诗了,甚至不再有十年前那种奋然向外、马不停蹄、俾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故而,给母校的文字就只能是散文了。这是大山之外的回望,这份回望是真切的,甚至是有些沉重的。因为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拂拭久违的曾经往事,就难免舒张那因为奋斗前行不得不裹紧的灵魂,任着思绪与情感回溯流淌。

 

寄宿涟中:人生开始独立

 

我是1998年入读江苏涟水中学的。那一年的中考,我记得是考了全县第三名,也是我初中母校第五中学历史上中考成绩最好的。能够考上涟中,尤其是考上免收培养费的“统招生”,对乡下学子而言是一种确定的荣耀。

那时涟水的乡下初中实力还比较强,有不少好老师和好学生,因此高一入学时,我能够感觉到周围同学的大致经历与志向。当时的乡下孩子,经常被教育要好好读书,其目的大体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之类的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但即便今日我已确立牢固的独立价值观与理想,又何能轻慢父母辈曾经的无私付出与正当期待呢?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有着太多的辛酸、卑微与不甘,因此这种通过教育的理想性寄托,即便有所功利,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高中是住校的,这也就意味着自己需要独立生活了。这种校园寄宿制非常重要,它使得我开始独立面对及处理学习、生活及情感上的遭遇和挑战。乡下的学生是普遍选择住宿的,而城里的学生则大多继续住家。我觉得,这是乡下学生提前独立成长的好机会。学习当然是首要的,对于我们乡下学生来说,学习不好不仅很难找到推卸理由,更是触及某种“道德原罪”。

你会发现,当父母不顾一切、起早贪黑地挣钱供养你读书时,尽管你觉得很感动,但同时也极有压力。我当时就感觉到周围乡下学生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及精神紧张,我也有一样的遭遇。后来在看赵薇的电影《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时,特别感动的是这样一句话“农村孩子的一生就像只能建造一次的建筑一样”,当时已无可掩面。

2018年高考后,有一个考上北大的女状元写了一篇“感谢贫穷”的文章,转载甚众,好评如潮,但我也替她捏了把汗,因为这条路不会一直平坦,更因为这样的出身没有向后的退路。

高一结束时文理分班,我的文科总成绩与理科总成绩排名均为年级第一,我是非常热爱文科的,但当时的态势是理科至上的,好的师资与学生基本都集中于理科,而且关于理科更有前途及更有用的说法是压倒性的,我选择了理科。

人生有时候是被社会观念与多重外部期待所塑造甚至强制的,但我并不埋怨这样的塑造和强制,因为它们有着“爱”的质地,而且学理对于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及推理习惯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二上学期的班主任仍然是马文睿老师,这似乎是一种幸运的继续。但一个学期后,学校又要求将所有理科班的前三名合组为一个“奥林匹克班”,简称“奥赛班”。在这个新班级,我遇到了第二位班主任孙中亚老师。孙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和蔼可亲、朴实真切。但奥赛班有个特殊的影响,也就是成绩优秀而相近的学生过于密集,竞争压力陡增。这种“群狼”班固然可以激发斗志,提升战力,但也对很多同学造成了过大的压力和负担。

当然,这是学校的一个实验,是应对外部竞争及保障升学质量的理性选择。一年半之后的高考,即2001年高考,不少原来成绩很好的学生在奥赛班里并没有发展得很好,高考结果也不尽理想。当然,这是一种实验,也是一种心智磨炼。历史不能假设,不能设想没有这个新建制,我们今天会如何。

奥赛班到了高三,我遇到了第三位班主任周红老师。这是一位资深的英语老师。我复读时的第四位班主任陈桂军老师也是英语老师。两个“高三”,对我而言是昂扬的,也是压抑的。一方面,高考前的教育已到终点,所有的前期积累和荣辱皆系于最终考试,父母与师长的所有期待也凝聚于此,所谓“一考定终身”。

 

“法治”理想与使命的透彻理解

 

2002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南京大学是非常适合我的综合性大学。除了专业课程,我还有机会听到很多精深而前沿的跨学科讲座。本科4年,我一半多的知识以及对“法治”理想与使命的透彻理解,竟然是来自跨越文史哲、政经法的各种讲座。

中国的法学界不乏才华横溢的诗人及公共思想家,他们的言谈举止尤其是文字和观念力量,通过讲座及公共写作传达于转型中国的多重角落。这种“法学公共性”对我吸引和启发很大,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吗?   我听讲座有个习惯,就是必须记笔记,先草记,事后再精心整理。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讲座中又没有搞清楚但给出文献线索的,我会去图书馆查资料自主研究。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幸福及有意义的知识探险过程。这种跨学科听讲及延伸学习,不会增加学分,甚至与专业课程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非常关键,塑造了我对更宽广之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兴趣。

不要小看了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兴趣,它会帮助人养成一种特别的思想气概和风度。我现在的公共写作甚至专业写作,也会时时展现这种跨学科与整全主义的思想风格。这种风格更像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是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盛行后的专家。

当然,身处我们这样一个技术理性主宰的精细分工时代,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在专业槽与思想面之间求得动态平衡,否则或者“一叶障目”,或者“志大才疏”。因此,我现在常常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最优秀的法学家必须做到一流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政府咨询专家的结构性融合。

本科4年,我最终以年级第4名的成绩获得保研北大法学院的资格,在20159月下旬,经过激烈竞争通过了北大法学院的保研考试。这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高三与高四错过的“北大”又在本科毕业之际来临。

硕士两年,博士4年,我立足“宪法与行政法学”的专业训练及公法学思想基础的打磨,取得了学术上的较大进步。20127年,我博士毕业,入职北航,成为一名法学讲师。20167月,我晋升法学副教授。

 

“法治报国”的路上

 

“法治报国”的路上,从学术选择与布局来看,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和聚焦的过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村民自治,这与我农村生活的切实感受及对中国基层治理秩序的深切忧虑有关。

在博士攻读阶段,我选择了“政治宪法”作为主攻方向,这一学术方向需要进行法学与政治学的多重知识准备,也是我在学术思想上真正得以深化及体系化的关键阶段。博士论文最终在2015年以《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为名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洋洋40万字。

2014年至2015年,我有机会受邀赴香港大学法学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Leslie Wright Fellow),从事关于香港政改及基本法秩序的专题研究。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一国两制。这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子领域。

从村民自治到政治宪法再到一国两制,这些具有现实关怀又深植法学理论根基之中的学术研究方向,对我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学思想体系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当然,我还时时记忆并保持着高中时代历练而成的思想与写作习惯,以学识和责任感向海外解释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内在智慧。

有高潮就有低谷,有辉煌就有挫折,这本是人世万物之常态常理。这种个人回忆与理解,也希望为母校的再接再厉及转进奋斗提供一种独特的精神支持,更希望能够为具体奋斗在一线的每个母校教师和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局部可参照的过往个案,也许他们某一刻的困惑及求解与我类似,因此可据以获得知识及精神突围的某种启示。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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