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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最高法的承诺:终结“法律白条”
2018-10-17 01:0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来源:法治周末

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成效,是全面依法治国水平的体现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目前提升司法公信力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破解执行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持久战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付杰伟(化名)走出法院门口的时候,表上的指针指向两点,这是一个周五的晚上,确切地说是一个周六的凌晨。

他不是这天最后离开法院的人,身后那栋办公楼也不是全国法院里唯一还亮着灯的执行局。抵抗着不断郁积的疲惫感,和那些基层法院里的执行法官一样,付杰伟盼着这段日子的尽头:最晚就是今年年底。

这是最高法院向“老赖”宣战的最后验收期限——2016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当着两千多名人大代表的面承诺“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2018年,这是最后一年。

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展开,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攻坚执行难运动,效果显著,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地方创新执行手段

 

坐在影院里等待电影放映的那几分钟,人们可能习惯了看一会儿广告。不过,在河北衡水,如今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6分半钟的“老赖超级大片”——100多名“老赖”的大头照片和涉案信息出现在影院的巨大屏幕上——在每场电影开播前预先播放。

严格意义上,这并非创新之举,最近几年,在城市里的繁华地段,用巨大的LED屏幕滚动展现“老赖”信息的做法比比皆是,这种十分醒目的曝光方法在讲究面子的社会里被证明卓有成效。

类似的做法还包括法院与通信部门合作,制作专属于“老赖”的手机彩铃,让那些给他们打电话的人了解到他们的失信行径,令他们颜面无光。

在乎脸面的被执行人有些会找上门来,主动要求偿还债务,这是执行法官最轻松的时刻——大多数时候,为了寻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他们终日东奔西跑、忙忙碌碌。

不过,为执行法官“减负”较多的还是这两年逐渐普及的信息技术,付杰伟告诉记者,如今网上办案改变了过去“永远在跑现场”的传统办案方式,网络资源的共享,远程冻结等手段的使用,效率提高很多。

最高法院已建立了覆盖全国及主要财产形式、四级法院都能使用的执行网络查控体系,这个查控体系由过去的商业银行扩展到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16个部门,可以查询1625项信息。

当然,在找人查物方面,科技也很给力,从去年年末开始,全国已有多地法院启用了执行天眼系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手机定位,对于那些总是试图对法院隐瞒自己行踪的“老赖”来说,突然从天而降的执行法官显得特别神奇。

由最高法院执行局参与监制的央视热播剧《执行利剑》中令一线执行法官向往的某些情节,在一些地方法院也已实现。江苏睢宁升级了网络查控系统后,启用了24小时动态监控账户系统,承办法官随时随地能收到被监控账户的动态信息,不用一次次地往银行空跑。

也有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作法,就是将被执行人的子女教育与他们的诚信挂钩,例如某外国语学校明示将不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法院勒令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从高收费私立学校转学和法院建议辖区内的私立学校不录取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等。

在贵州贵定,一位从信用社贷款了5000元十余年不还的村民,影响了他儿子的前程,其子考上公务员后在政审环节被拒绝录用,理由是家人恶意拖欠贷款的诚信记录令人怀疑其家人及本人的品德。

禁止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高消费是实施多年的老办法,他们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不允许购买高档房屋或入住高档酒店,不能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也不能打高尔夫球,那么,出钱让子女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自然也是禁忌之一。

这些作法的内在逻辑是,一个诚信社会,会让那些恶意拖欠债务的人陷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困境,让他们寸步难行。

 

自上而下解决执行难问题

 

长期以来,执行难是法院一直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判决书上的权益无法执行到位,坊间有“法律白条”之称。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此前去信访大厅接访时,曾看到当事人举牌“急卖判决”,当时初任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的他“深感自责,无地自容”。事实上,“摘掉执行难的帽子,是几代执行工作者的梦想和夙愿,更是人民法院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

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家侯欣一分析说,判了执行不了,权益是空的,对法院的公信力伤害大,而解决执行难问题是目前提升司法公信力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吹响这一号角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全会决定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证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5个月后,周强在全国两会上面对2000多名人大代表承诺,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自上而下的部署迅速展开,2016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涉及50多个部门10大类100多项惩戒措施,这一高位阶文件直接使过去执行由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得以改观。

后来被作为先进典型介绍的北京,在北京市委政法委协调下成立的49家单位参与的执行联动机制下,2016年至2017年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高达94.7%

两年多来,最高法院也密集出台了财产保全、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等20多个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执行办案规范1000条和工作指引200条。

今年6月,一场“计划外”增加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以“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为议题,邀请政协委员建言献策,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该会,他说,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成效,是全面依法治国水平的体现。

 

超过前三年的总和

 

除了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新手段和日渐派上用场的信息科技,在这场有明确期限的攻坚战斗中,一线的执行法官可谓居功甚伟。

虽然手段更多,信息更发达,但不容忽视的一个背景是,全国执行案件逐年大幅上升:2014年是314万件,2015年是416万件,2016年是529万件,2017年则突破了790万件。

无论是否在执行岗位上的法官都对记者确认,最近几个月,法院里的执行局总在加班。他们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法院均有不同庭室的人员被临时抽调到执行局,以最大的人力支持保证今年的验收合格。

全国多地法院宣布执行干警取消休假,实行5+2”“白+黑”工作模式,火力全开,集中开展执行工作。

821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督导执行工作时,连线至少五地法院听取汇报,各地法院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其中陕西高院“根据案件量在全省范围调剂执行干警编制”的作法得到了肯定。

付杰伟对记者坦承,白天忙着去查人找物,深夜加班加点,则是要将案件的执行信息录入系统,以便随后而来的评估考核:“晚上下班尤其是深夜以后,系统的负荷量少一些,录入得快。”

据他透露,本轮攻坚执行虽已两年有余,但此前由于系统尚未完善,许多工作并未录入,除了新办案件,过去两年办理的案件信息也要补录,全国各地案件量巨大,系统每天都繁忙不已。

913日,最高法院宣布“决胜执行难”专栏正式上线,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展现执行攻坚战、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攻坚执行难战役要求各级法院“一把手挂帅”,周强在多个场合均提到“各级法院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要亲自挂帅,身临一线,做到‘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因工作开展不力、执行质效落后,上个月,湖南有5位基层法院执行局局长被免职,4名基层法院副院长被调整分工,15个法院被黄牌警告。在本轮执行风暴刚刚刮起来的前半年,因案款清理发放工作严重滞后被最高法院点名通报后,河南就有4家基层法院领导被问责,其中洛阳市西工区法院执行局局长被免职。

过去虽有明文但几乎闲置的一些手段也在本轮执行攻坚战中频频利剑出鞘。

重庆法院系统几天前通报,今年共有124名“老赖”因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刑事犯罪受审,从各地法院的公开信息来看,长期以来拒执罪适用率极低的现象在近两年大大改观。今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拒执罪刑事自诉立案条件。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表示,在全国审理的拒执罪案件中,自诉案件的比重逐年加大。

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但负有相关义务的政府部门拒不协助执行,如今也会受到处罚,7月,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局在未告知法院的情况下,将法院拍卖的房屋部分拆除并拒绝恢复,被法院罚款百万;8月,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因拒绝协助法院查封房产,也收到了浙江乐清法院开出的100万元罚单。 在这样一系列的努力下,据今年3月最高法院披露的数据,在攻坚执行难开始的头两年,全国法院实际执行到位金额即超过了3.6万亿元,超过前三年的总和。

 

长期之功

 

在高强度的攻坚执行难运动中,不少一线的法官也在思考如何能够真正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有执行员担心,就算靠集中高强度工作的战术能够把过去的执行积案清掉,那么新收的案子又该如何?如果工作方法上不创新,岂不是又要出现新的积案?

在不止一位多年从事执行工作的法官看来,执行难主要还在于现有的惩罚惩戒力度不够,失信代价极低,从而在社会上无法形成敬畏判决的氛围。

也有观点认为,破解执行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持久战,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被认为是破解难题的途径之一。

今年6月,关于在湖南汨罗法院率先推进审执分离试点、在汨罗市司法局外分设汨罗市执行工作局的消息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一度引发法律界对审执分离改革的关注。

对于这项改革,法律界长期以来都存有争议,存在深化内分、彻底外分和“深化内分、适当外分”三种观点。

事实上,最高法院此前曾就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执行局剥离法院的建议作出过答复,详细阐述了民事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离应该继续留在法院内部进一步深化的相关理由。

这份答复中透露,最高法院认为,刑事案件和行政行为强制执行工作,宜交其他国家机关办理,但民事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更倾向于支持在法院内部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已将该初步意见上报中央政法委,并建议尽快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研究。”

一名长期关注执行改革的专家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承诺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作出,显然最高法院并不愿意看到执行权彻底外分的结果。

9月开始,第一批10个省份的法院已开始接受“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

“如释重负。”西部地区一家已接受完评估验收的中级法院法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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