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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何以成为止庵
2018-10-16 22:40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比尔狗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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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资料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比尔狗

说起止庵,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书评人、编辑人,还是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者,从出现在读者面前,仿佛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人,面带微笑、不急不躁,兢兢业业却不强求。

止庵何以成为止庵,正是我们想要探究的。

 

人生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

 

法治周末:止庵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

止庵:1972年,我开始写作,1979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一直用别的笔名,直到1980年代中期左右,其中既有小说也有诗歌。后来我就决定离开这个领域,不写作了。

1989年,我到一家外企去上班,一开始也没怎么写东西,后来有报纸约我定期给他们写文章,类似于后来的小专栏。1986年,我读了一年庄子,这个事对我影响很大。“止”这个字就是出于庄子,庄子的书里多次出现这个字,比方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等,很多这样的“止”字,就是停止本身的意思,庄子可能很喜欢这个境界,只有静止的东西才能静止住一切静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境界很高。

我当时是一个很浮躁的文学青年,和这个世界关系不太好,对一切都不满。受到“静止”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之后,我就把自己和外界的关系调整得比较好了。好多事情不太顺利,可能没到时候,或者时机不对,或者是境遇不对,或者是气场不对,不管什么原因,你都不用那么着急。我就在这么一个心境下重新开始写文章,就选了这个“止”字。第二个字是随便提的。

 

法治周末:具体是哪一年开始使用这个笔名的?

止庵:1990年吧。“庵”的含义是一个小草棚子,中国人特别喜欢用房子做自己的名字,其他名字都太大,相比堂、轩,我觉得“庵”的境界很舒服,没什么特别的用意。

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也没想写出什么成绩来,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用这个名字,有点掩人耳目的意思,以后就沿袭下来了。到1994年,有出版社想出版我的文章,我就用了这个笔名,也不一定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两个字。

 

法治周末:此前我看了潘小松写的《止庵印象》,在他的印象中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止庵:也许他觉得有趣吧。幽默感需要一个彼此熟悉的条件,人熟悉了才会产生幽默感,纪伯伦说幽默是一种分寸,而且要建立在有兴致的基础上。我不是特别愿意结识新朋友。

 

法治周末:你曾经也在报社当过编辑,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专职写作、研究的?

止庵:原来我在健康报社当编辑记者,1989年去了一个外企,一直干到2000年。当时我有一个意愿,40岁退休。我在外企做销售,一个年纪大的人做推销,就很可笑了,人做很多事都是有年龄限制的,所以有“推销员之死”这么一说。老编辑、老大夫这可以有,但老推销员算怎么回事?所以我决定40岁就退休。在这之前两三年,我买了一个房子,生活中没有大的需求,只需要日常花销。我对生活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但也不是特别低,我不能凑合,也没有过分的奢求。

 

法治周末:你的生活就一直这么“平淡”的持续下去?

止庵:我的生活没有问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要求,第二个是我的各种收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我没有孩子,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如果我有一小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2010年,我母亲去世了,这之后我就有点不太适应。2011年开始,我花好多时间去旅行,我现在的生活就变成一年中有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生活在这儿,剩下的时间到处去旅行,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法治周末: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读书人、作家、出版人?

止庵:没什么定位,我从小有一个想法,一个特别简单的想法,这可能和我是摩羯座有关,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最好不轻易沾手,要沾手就应该变成这个领域的内行。

我觉得人应该尽力,既然做这事就做好,我不太喜欢似是而非。

 

活着,一个生意渐减,死意渐增的过程

 

法治周末:我最近常常关注人们对于生老病死的态度,每个人对待生活和生老病死的态度都不一样,你是怎么认为的?

止庵:谈到生老病死,我之前还和一个朋友提起,最令人痛不欲生的还是亲人的离去。1994年,我父亲去世了,那年我35岁。2010年,我母亲去世了,我51岁。他们两人的故去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一些文章,收录在《如面谈》那本书里,其中一些文章都是谈亲人的死亡。我母亲去世后,我写了《惜别》这本书,里面也谈了很多关于生死的看法。

从先秦的《论语》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最初对生死的想法,中国古代人认为人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消失了。孔子所有的理论都是以“生”为基础,他认为生只有一次,死后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了,这个观点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模一样。

2010年,我母亲去世,《惜别》是2014年写出来的,我花费了差不多四年时间,思考生与死,我写了好多笔记。经过一番关于生死的思考,最后我得到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平庸的结论,就是一个人死了,他就不存在了,从我们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但是世界是还照常运行,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状况。

我想,我们痛惜的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与他关系的决绝。一个生者和一个死者,本来他们都是生者,他们之间有一种关系,无论是爱是恨,相互之间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协调,总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这个关系存在。其实我们所重视的是这个关系,死亡则切断彼此之间的关系。

 

法治周末:那么,你怕死吗?

止庵:我从小对死亡的畏惧感就特别严重,想到死亡我简直就不能承受了。

我觉得生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他人之死,一种是自己的死,刚才讲的很多例子都是他人之死。关于自己的死,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害怕了,我甚至认为三岛由纪夫自杀的行为,有他对的一面。最终令我能够接受死亡的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从古到今无人不死,假如有一个人永生不死,这件事肯定是不公平的。从古到今,无论多伟大或者多渺小的人都会死。在这种认知下,不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法治周末:面对自己的死亡,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吧?

止庵:年龄大了之后,我对身后的事看得越来越淡了。人接受死亡,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生、老、病。好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谈疾病》,里面提过生老病死是一个特别好的安排,在生和死之间安排一个“老”,安排一个“病”,这个“老”和这个“病”使得你生意渐减,死意渐增,它们是一个很好的过渡。从我们身体来说,随着年龄逐渐增大,身体的各种机能,生命的体征,包括记性都慢慢地不如从前了。

所以说,疾病和衰老对于我们的积极意义,是让我们能够逐渐地远离我们的青春,远离最好的生命,逐渐接受一个坏的生命,以至于失去生命。

 

法治周末:所以大家现在得敞开了活着,没那么多计较和纠缠。

止庵:谈到这里,我想讲一下关于古往今来的自杀者,我始终对于自杀者怀有很大的敬意,我们不应该去批评他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生命,他连这都不要了,别人无法评论,也无可弥补,他自己为自己负责任。

像太宰治,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性质不一样。太宰治就是不想活了,整个世界我都不想要了,死后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我当时做《大方》时,把他最后的作品翻译成《GoodBye》,就是再见的意思。当时太宰治预计要写一百回,他写到第13回的时候,外面一片好评,一致认为这是他最高的杰作,可是他写到13回,就决定不活了。

对太宰治来说,你越说我是杰作,我就越不写了。太宰治不怕给身后的人添麻烦,以后的事情他都不考虑了。

三岛和他完全相反,三岛在死之前把所有事情安排妥当,自杀前一天给编辑写了信,请他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他家里取稿,说明这是小说的最后一章了,日期就是他自杀当天。

我越来越能理解三岛的一个说法,他说男人最怕的就是衰老而死,这讲起来简直不能忍受,他特别畏惧这个事情,他必须在一个时间点自行了断,这个时间点就是45岁。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基本生存的条件,对于三岛来讲这个条件就是百分之百,一点都不能损害。我越来越能理解他。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大勇气。一个人几近丧失殆尽的时候,还有没有必要活着?这就涉及到安乐死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婚姻幸福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法治周末:你怎么看待爱情?

止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是由血缘所维系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兄长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比方说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只讲血缘关系,这是他最重要的命题。尤其是纵向的血缘关系,就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他根本不写兄弟之情,这个横向不重要,他认为纵向关系最重要。

我自己觉得,爱情是血缘关系以外的一种需求,除了血缘关系还需要一种关系,除了本能之外还需要一种关系,可能最开始不是始于本能,而是始于人可能需要更多一种关系,我想爱情最开始萌动的时候可能是从这儿开始的。

 

法治周末:如果让你给爱情下一个定义的话,会是什么?

止庵:我觉得就是血缘关系以外的,跟血缘关系同样重要的一种关系。

 

法治周末:那朋友关系呢?

止庵:如果拿朋友关系跟恋爱关系相比,相对来说朋友关系比恋爱关系安全,朋友关系严格来说不可能特别强,如果特别强一般都交不久,朋友关系都比较淡,但是它的存在,是一种支持。这种支持就是患难见真交,平常时候不觉得,等你有问题了就该知道找谁了。

恋爱关系跟这个有区别的,应该是比这更热烈才能发展到建立家庭的地步。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俩人能使一个牙刷刷牙,这就叫做恋爱,可能不卫生,但这个就是是不是恋爱的标准。

 

法治周末:你对婚姻制度有何看法?

止庵:婚姻制度,我从小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凡是已经有的事我都反对,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婚礼都没办,后来我都想不清楚是哪一天结的。

活到现在,我觉得从古到今大多数人都干的事,还都是有道理的,包括婚姻。婚姻这个形式背后有两个特别大的诉求,或者说有两个目的性。第一个目的是种族的延续;第二就是财产转移,因为你的财产需要跟谁共有,他的跟你共有。如果这两个需求都不存在的话,那婚姻有和没有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但如果这两种情况还存在,那婚姻还是应该有。我说的是婚姻这个形式,就是上民政局那儿登记的形式。

 

法治周末:婚姻是否可以没有?

止庵:每个人不一样,我说的是就我而言。我可以再说一句话,我始终觉得,比方说我结婚,我得考虑结婚以后比以前不能差,如果更差我就不干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我从30岁左右读了庄子以后,就基本是这种人生观了,如果这事干了之后还不如不干,那我就不干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好多事可以不做,做了的话不能说更差。

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每件事都得干,一旦做了就不能越来越差,至少得保持原状。人其实还有好多事可做,不只是这些事,这就是我一个简单、质朴的人生观。

 

法治周末:如果你此生不再谈恋爱了,会不会留下遗憾?

止庵:这么说吧,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今年去了南极和北极,这对我都是世界之外的事物了,虽然我都没去过,但我也不想再去了。再以读书为例,好像有些书这辈子注定就看不了了,虽然就在手边,但就是不想看了。

 

法治周末:什么书?能举个例子吗?

止庵:比如,我特别想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再看一遍,我年轻时看得不是很懂,但现在我确实觉得我没有精力再把这个书读一遍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我是不想再看了,但这本《存在与时间》我就特想再瞧一遍,可我确实觉得没有这力气了。那怎么办?只能失之交臂了,也没有来世,所以这辈子可能跟它就是遥遥相望的状态了。

那我觉得爱情的事大致也相当于这种情况,你没去的地儿、没吃的饭多了,没去过的活动也多了,但没赶上就没赶上吧,过去了,我觉得大概就这么一个事。人真的不能往回看,往回看你会发现错过的事太多了。你说错过不行,那怎么办?总不能把人给逼死,错过就错过了吧。

我举个例子,我是学医出身,有人问过我,我要没有弃医从文会怎么着,那我就想我要是一开始就上中文系呢?1977年,我就可以直接考研究生了,哪要参加什么高考,我们那会儿直接就能考研究生,当时我身边好几个人都是没上过大学直接考研究生,后来我看考研究生的题比我高考题还简单。

如果我直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那整个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事你说错过,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也许什么都不是。我觉得这事错过就错过了。这不是宽慰自己,包括爱情在内,可能我回顾平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轰轰烈烈、要死要活地谈一回恋爱,但这是个遗憾吗?作为人生体验或许也是一种遗憾,那我也不愣找。

 

法治周末:你的理念、想法带给我们很多指引。还有什么需要给年轻人提醒的吗?

止庵:我哪有什么指引,也不太对,但我就是这样。说实话,人努力半天,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年章太炎有一个大弟子黄凯,说我得到50岁开始写书,结果他40岁就死了,什么事都没干。所以说人不能计划得太详细,还不如就这么着。人确实对自己也没法要求太高,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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