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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慈禧太后的底线在哪里
2018-09-25 21:16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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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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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把孔子极力描写为一个力主改革的圣人,从而为他的变法改革找寻一个保护神。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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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出行。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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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资料图

慈禧太后的底线在哪里?第一,不能损害她的权力;第二,不能够损害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第三,不能搞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不能触动专制主义政体的根本。在这些前提下,慈禧太后可以赞成变法,但康有为和光绪做的这一套,恰恰违反了她的底线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1898年9月28日,戊戌变法失败。至今戊戌变法已经120周年。两甲子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改革。光绪帝推出一系列新政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并创办报刊,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同时,他支持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这场改革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到1898年9月21日结束。9月21日深夜,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随后,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法治周末》就这场改革的前因后果以及失败原因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

 

为什么会有戊戌变法

 

法治周末: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还有其他一些战争,但是清朝政府全部战败。其中,甲午战争失败对清朝的刺激最大。你觉得甲午战争是导致戊戌变法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吗?

杨天石: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不断战败,每次都是刺激,刺激中国人要发奋图强。这是个累加的过程。为什么说甲午战争刺激最大,到了爆发点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是学习中国文明起家的,等于是原来我们的学生,现在学生居然把老师打败了,这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第二,在清政府眼里,日本是蕞尔小国。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国,败在它看不起的一个小国的手上,这是中国人更加不能接受的。另外在《马关条约》中,日本逼迫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赔款数量很大,超过了以前历次赔款。

更重要的是中国割去了土地,包括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起家的地方,连“龙兴之地”都要割给日本,这是奇耻大辱。当时出了一本书叫《普天忠愤集》,从“普天忠愤”4个字,可以感到当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高昂的义愤情绪,要救亡、要图强、要变法的呼声就空前高涨了。

 

法治周末:关于甲午战争还有一种说法。洋务运动的时候,清朝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器物方面着手,想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是自强运动的延续,是它自然的延续。所以改革到最后,必然要变制度。你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杨天石: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生产力,引进科学技术,路子是不错的。问题是只抓经济、生产、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改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康有为包括更早的冯桂芬,还有郭嵩焘、郑观应,这批人都是这种主张。但清朝政府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边往前走。

戊戌政变为什么会发生?就在于改革派试图把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

 

戊戌变法坏在康有为两本书上?

 

法治周末: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之前,做好了很多理论准备。比如,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但是,那些正宗的儒家学者都把它们视为异端学说,为什么?

杨天石:第一,康有为想为他的变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托古改制。他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搞改革的祖师爷,以争取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官僚的同意。因为孔子是当时中国思想的权威,如果孔子是改革的祖师爷,那我们跟着老祖宗学,搞改革,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康有为是企图利用孔子,为他的变法改革找寻一个保护神。

至于《新学伪经考》,他是想把儒家的经典,传统的儒家学说,说成是王莽、刘歆等人搞的,是假的,企图以此推翻儒家的理论体系,为他推行自己的改革理论找寻合理性。但是他的这两部书都得不到舆论赞同。

不管康有为怎么对孔子进行“化妆打扮”,但在理论上、历史实际上,都站不住脚。学者汪荣祖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原因,他认为就坏在康有为的这两部书上,一是科学上站不住,二是知识分子不相信。

 

法治周末:有人认为康有为想搞君主立宪制,还有人说,康有为想在原来的旧制度上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你怎么看?

杨天石:从康有为构想未来世界的《大同书》来看,他的理想很高、很远大。说他是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都可以。他设想,在未来的世界里,君民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没有君主制度。但是,《大同书》长期没有完稿,后来写完了,又长期藏着,不肯拿出来发表。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康有为的脚步又很谨慎。他最初确实想搞君主立宪,召开国会,建立议会制度,这是康有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目标,是在上皇帝书里正式提出来的。这份上皇帝书跟他的《大同书》中的理想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要看到康有为的两面:一方面,他有高远的空想。毛泽东讲过,康有为设想了一个大同世界,可是康有为找不到走向这个大同世界的道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面,康有为走了一条比较稳妥的改革道路,而且是不断地后退,不断地减弱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但是他没有想到,连这一小点可怜的改革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法治周末:戊戌变法当时出台的改革诏令,数量很大、很密集,103天里面居然下了110道。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出,光绪和康有为都急于要改变现状,但是按照清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权力格局,这些改革还是过于急切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杨天石:光绪皇帝操之过急,稳重不够,这也是我的观点。按照清朝的规矩,普通的老百姓,级别较低的官员,都没有给皇帝上书的权利。光绪皇帝急于听到意见,扩大议政范围,下诏说,官员、平民的奏章,要马上往上送,不许阻拦。诏书下了,礼部主事王照马上响应,上书言事,但是礼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们不听,居然拒绝代递,而且和王照在礼部的大堂上吵了起来。

对这样一件事,光绪皇帝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但他却要“议处”,研究惩罚办法。大学士徐桐提议“降三级调用”,这个处分本来已经够重的了,但光绪皇帝仍然嫌轻,一下子把部长、副部长6个人(其中满足3人,汉族3人)全部罢免了。

光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他实际没有这个权力。当时,这个权力在慈禧太后手上,光绪事前不与慈禧太后商量,慈禧太后当然不愿意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礼部尚书怀塔布的夫人是陪慈禧太后打牌的。光绪皇帝见慈禧太后也许还有点不方便,不是随时可见,但是怀塔布的夫人要见慈禧太后很方便。所以,怀塔布被罢免以后,本人就立即到天津与荣禄商量,告了光绪皇帝一状。怀塔布的夫人则同时找到慈禧太后告状:听说皇帝要“尽除满人”,老佛爷,您可得作主啊!这就是在要求慈禧太后出面干涉了。

 

康有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法治周末:让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天石: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是由于八月初三杨崇伊的上书——这应该是直接的导火线。杨崇伊上书后,慈禧太后立即回宫发动政变。杨崇伊很高兴,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当天晚上成为荣禄的座上客。

康有为的计划是:第一步,由皇帝以红色“朱谕”命令袁世凯,立即将荣禄“正法”,然后以袁代理直隶总督,张挂告示,宣布荣禄罪状。第二步,封禁电局、铁路,率兵入京,以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一半兵力守卫皇宫,以湖南好汉毕永年率领敢死队入园,捕杀慈禧太后。

八月初三夜,谭嗣同访问袁世凯,告以计划的主要内容。袁世凯问:包围颐和园干什么?谭嗣同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他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当时,谭嗣同声称有“朱谕”在手,袁世凯要看“朱谕”。谭嗣同拿得出来的只有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抄件,其中只有“另议良法”的希望,并无“诛荣”“围园”之说。这些自然不可能使袁世凯相信。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杨崇伊八月初三的上书,政变在先,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在后,袁世凯是知道慈禧太后已经“训政”——政变了,然后才向荣禄告密的。八月初五日晚间,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

同日,袁世凯回津,立即拜会荣禄,“略说内情”。六日一早,荣禄主动来见袁世凯,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所述康有为的“围园”密谋。当时,他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发生政变。

为什么这么说?慈禧太后训政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下令抓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下令抓谭嗣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慈禧太后最初不知道谭嗣同他们有一个“围园”密谋,等到杨崇伊到了天津,从荣禄处得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慈禧太后才于初八日凌晨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等人,而且抓了之后,迅速决定,不用审判,马上就砍脑袋。

前些年,我就写文章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扩大了镇压面,加大了镇压的力度。

 

法治周末:回头来看,康有为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围园捕后”,这个行为有非常大的风险。有人认为,康有为这个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你怎么看?

杨天石:康有为早做了准备,在此之前,他意图抬高光绪皇帝的权力,抬高君权。所以,他给光绪皇帝送了两本书,一本是《俄彼得变政记》,一本是《日本变政考》。送给光绪这两本书的原因,就是让光绪皇帝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靠自己的权力控制局面,进行改革。

在当时,如果光绪皇帝是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这条路最后是能走通的,问题是光绪皇帝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大权在慈禧太后手上。同样,如果当年康有为的“围园”计划成功,把慈禧太后抓起来,变法也可能成功。

 

法治周末:那你认为康有为成功的可能性多大?

杨天石:从兵力上看,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新军只有7000人,自然敌不过荣禄统领的各类北洋兵。当时在京津地区不仅有聂士成、宋庆的淮军,而且有董福祥的甘军,北京京内还有旗兵。康有为、谭嗣同所设计的先杀荣禄,后围颐和园的计划是愚蠢的纸上谈兵。杀荣禄固已不易,率领新军从天津到北京围园,也更非易事。袁世凯之所以不敢接受康有为的计划,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兵贵出奇。如果以奇谋出奇兵,也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因少数人的“兵变”而成功的例子。问题在于慈禧太后动作快,她先下手为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手上都没有兵。他们挑选的敢死队队长是毕永年,估计顶多只能雇佣数十人,自然不能成事。

 

慈禧为什么扼杀戊戌变法

 

法治周末:当时,英国人赫德就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这样一来,只形成了“口水改革”,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杨天石:这种意见有道理,但是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光绪皇帝无权、无兵,在罢免六堂官事件上操之过急,处分太重,没有争取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的同意。

当时,同情变法,同情光绪皇帝的比较稳重的军机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了。这件事,我相信光绪皇帝没有和别人商量过,纯粹属于个人独断。一方面,把那几个部长、副部长给罢免了,打得很重;另一方面,迅速提拔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4个人进入军机处,职位虽不高,但进入决策圈,也没有经过慈禧太后的同意。所以我认为,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热情可佳,但操之过急,失于稳重,不讲策略,没有考虑到会激起保守派迅速而激烈的反对。并且,他本人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可以善后。

 

法治周末:在戊戌变法的操盘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4个人里面,严复应该是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人,因为他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但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主要是康有为在主导,严复处在边缘。汪荣祖先生认为严复吸鸦片,所以比较消沉,你怎么看?

杨天石:严复主张渐进,他认为要变法,关键是开民智,要提高老百姓的智慧和文化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缓慢、渐进、稳步前进的过程。

严复后来为什么很落后?他就是过于稳重了。康有为有时也稳重,但戊戌时期,他总的特点是希望快,希望迅速成功,以为抓住光绪皇帝就可以雷厉风行,迅速打开局面。这是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法治周末:清史专家于善浦先生认为,人们后来把慈禧妖魔化了。

杨天石:我认为,不能把慈禧太后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顽固派,慈禧太后有几点还是可以肯定,第一,英法联军入侵时,她主张抵抗,反对向热河逃跑;第二,慈禧太后是支持洋务派的,有她开明的一面。

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这是千古未有之变,给了她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要搞“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要发展经济,要奖励实业,要预备立宪。这些方面,似乎慈禧太后和清政府都在进步,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康有为他们当年的主张。这些自然可以适度肯定,但是不宜夸大。

要看到,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这些做法,其目的都在保证“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其次,“立宪”有九年“预备”期,搞的是预备立宪,不是迅速立宪。

慈禧太后的底线在哪里?第一,不能损害她的权力;第二,不能够损害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第三,不能搞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不能触动专制主义政体的根本。在这些前提下,慈禧太后可以赞成变法,但康有为和光绪做的这一套,恰恰违反了她的底线。不触动这三条底线,变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如果是张之洞来操盘,也是这个样子,大体上不会超过自强运动的水平。

 

戊戌变法为什么难以成功

 

法治周末:晚清的政治制度变革,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清廷开始被英国人打败,后来又被英法联军打败了,后来甲午海战又惨败。在这些惨败之后,士大夫知识精英会产生一种很焦虑的心理,所以非常激进。你怎么看待这种历史语境下的激进?

杨天石:前些年,有一些议论认为,只要按照清政府新政的那条路子就可以走下去,所以辛亥革命没有必要。这种意见在这两年里好像有发展的趋势。但是,在满洲贵族集团已经非常腐朽、昏庸和保守的情况下,等待清朝政府来搞君主立宪,把权力交给人民,等于与虎谋皮,可能性有多大?从它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9年,从它坚决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搞“皇族内阁”等方面看,等待它“自改革”,要等待多少年?几十年、一百年、两百年,都是可能的。

 

法治周末: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因为几千年的君主统治,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是否就是光绪、康有为搞戊戌变法难以推进的原因?

杨天石:这个我同意。金观涛、刘青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帝制的终结》一书里,曾经将中国的“中古社会”定义为“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小农经济”的结合体。

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但也十分严密、十分稳定的制度,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是一种极为稳定,发展极为缓慢的经济模式。没有新的生产力,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商人、资本家、资产阶级永远发展不起来,社会就无法转型。

经济上的“超稳定”和政治上的“超稳定”,两者结合,这个社会也就极为凝固,形成“超稳定结构”了。

 

法治周末: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管是自强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好,清末新政也好,这些变革没有一个成功的,如果将戊戌变法作为一个个案来检讨,你觉得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折,主要是在哪里?

杨天石:中国人急于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的国家,这和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有关。因为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中国人当然希望迅速改变这个状况,这是好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不能把稳步前进视为落后、妥协、折衷主义。须知,激进主义超越现实,超超可能,也常常坏事,带来许多问题和危害。多年来,我们对于激进主义的危害性研究不够,这是缺点。

有些改革方案,本来是正确可行的,可是被激进主义否定了。譬如说,对于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和它在一定时期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否定的。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主张对资本主义“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主张“公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为用”,这些都是适合时代和国情的正确主张,但被认为“不彻底”。这个教训应该永远汲取。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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