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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是“法人”吗
2018-09-19 00:44 作者:陈夏红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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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1975年发行的《动物法》纪念邮票。资料图

 

陈夏红

假设在中国,有个畜牧场要破产。那么按照2006年企业破产法,这个畜牧场里的所有牛羊,都将是债务人财产的组成部分。如果选择破产清算程序,管理人需要把这些牛羊变现。变现当然可以有多种选项,比如管理人可以把这些牛羊杀死,把它们肉、皮分别卖掉;管理人也可以把这些牛羊直接卖给动物园或者另一个畜牧场……

无论如何,管理人对这些牛羊的处置都在企业破产法的框架内;只要管理人及时并以合理价格变现,然后让债权人得其所应得,那么这个管理人就是称职的管理人。

貌似很完美。但是仔细想想,好像又有一些不对劲。

这让我想起了海斯尔案。20073月,奥地利维也纳近郊的一个法院,迎来一位奇特的“当事人”。这个当事人,是一只名叫海斯尔的黑猩猩,它在律师的协助下走向法庭,等待法庭就其是否可以拥有法定监护人作出判决。

这是一起动物园破产引发的衍生诉讼。早在1982年,塞拉利昂的非法捕猎者枪杀了海斯尔的妈妈,然后把海斯尔卖给动物贩子。在这些动物贩子的鼓捣下,海斯尔背井离乡,从非洲的塞拉利昂森林,辗转来到欧洲的奥地利。按照预定的目标,海斯尔将会进入活体动物实验室,成为实验工具。也是海斯尔命不该绝,1982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效,黑猩猩被列入禁止进口清单,奥地利海关没收海斯尔和它的同伴,将他们送到一个动物保护园,那个本来想拿它们做实验的活体动物实验室也被罚得倾家荡产。后来,海斯尔一直在动物保护园安逸地生活。

转眼间很多年过去了。2007年年初,海斯尔几乎度过一生的动物保护园陷入破产境地。为确保海斯尔不会被卖到普通的动物园,有位奥地利商人以海斯尔及其监护人合理使用为前提,捐款5000欧元给海斯尔;如果不合理使用,这笔捐款将成为动物保护园的债务人财产,归破产管理人支配。

问题是:海斯尔究竟是否有权利拥有监护人?对于维也纳近郊法院来说,他们需要作出确认:海斯尔不仅仅是一只暮年的黑猩猩,而且还是一个“法人”,有权利获得法定监护人。社会各界围绕海斯尔监护难题,也作出各种各样的善举:英国女性波拉·斯波蒂申请成为海斯尔的监护人;动物学家们也倾尽毕生所学,愿意提供专家证词,支持海斯尔获得法定监护人;海斯尔的律师也为这个案子,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并不知道海斯尔案最后的判决结果。但这段“离奇”的诉讼本身,已经足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破产案件中的动物。这些动物,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属于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是否可以如同其他物品一样,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目标追求来处置变现?这种对动物的变现,是否包含着管理人可以对这些动物园随意生杀予夺?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这些动物的买受人是否又必然有权利对其予以随意的生杀予夺?

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动物保护主义的蓬勃发展。站在动物保护的角度,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理念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动物福利派,重点关注动物福利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反对人类在合理的程序下利用动物;另一派则是动物权利派,主张逐渐停止甚至绝对、最终取缔人类对动物的利用,消除人类对动物的残害、剥削和压迫。而这两派共同的出发点,则是动物非物。甚至英国1967年形成的“布兰贝尔报告”中提及,动物也应该享有五大自由:不受饥渴和营养不良困扰的自由;不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享有表达正常天性的自由;不受恐惧和忧虑紧张的自由。

显然,这与传统的物权法体系大相径庭。我们的物权法体系肇端于古罗马。按照罗马法的规定,动物是“物”,是私人财产,只有通过转让才能实现物权移转;而其所有权人,则可以针对动物行使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在内的所有物权。罗马法一统江湖,动物乃财产的观念也便在四海五洲深入人心。

但实际上,将动物非物化的法律传统,同样源远流长,甚至还早于动物物化的罗马法。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及,如果动物杀了人,除国家授权的执行者外,被杀者的家族成员和亲戚应起诉凶手,凶杀案发生地的土地监管人则应作出判决,并将凶手送往海外。素食主义者的鼻祖毕达哥拉斯亦提出,谋杀动物与谋杀人类本质上并无二致,都属于谋杀犯罪。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于动物走向法庭的记录就更不胜枚举:比如1408年,一头猪被控杀人;在受审前,这头猪同样被收监,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关在一起。再比如1386年的法国小镇法莱斯,另一头猪因为杀死一名婴儿而被公开处决。

比这更轰动的,则是代表老鼠出庭的法国律师夏尼森:在十五六世纪的法国,老鼠因为吞噬庄稼被告上教会法庭,夏尼森被指定为老鼠辩护。夏尼森不得不绞尽脑汁,为他的“当事鼠”在法律范围内寻找宽大的罅隙:第一步,他向法庭陈明,因为被告分散在大片土地上,仅用一份传票来通告“犯罪嫌疑鼠”显然那不够,法官不得不再次在可能有老鼠的各村镇都发出通告;第二步,夏尼森开庭前向法庭陈明,他的“当事鼠”无法出庭,因为老鼠出庭需要长途跋涉,老鼠的天敌猫遍地都是,除非法庭有保护措施,否则出庭之旅凶险万分、有去无回,夏尼森由此引用古老的规则:如果一人被控犯罪但无法安全到庭,那么他就可以上诉并拒绝服从传票,老鼠同样如此。

既然动物可以成为被告,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为什么就不应该享有相应权利呢?可以看到,且不说更为灵活的英美法系国家,即便在大陆法系国家,坚持认定动物是“物”的观念不仅已然松动,甚至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德国1990年修订《民法典》,其中在第90(a)条“物和动物”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得到特别法律的保护。有关物的现行法律,只有在没有特别有关动物法律的情形下,才适用于动物”。2004年修订的《奥地利民法典》,也有类似的条文。另外,2002年德国修订《基本法》,更是在第20(a)条规定,“国家鉴于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在宪法框架内,通过立法以及依照法规通过司法决定,保护生命的自然基础和动物”。既然宪法如此、民法典如此,那么大量动物保护法律的滥觞就更自然而然了。

法律的进化,如同击入湖心的石头,涟漪会慢慢泛开。我看来,迟早,动物全力保护的“涟漪”,会波及破产法。在这种情形下,假如畜牧场破产,制度又该如何设计?债权人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管理人又该当如何作为呢?

责任编辑:郑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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