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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对职业索偿人限制适用惩罚性赔偿
2018-09-17 15:22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罗聪冉 来源:法治周末

原题:恶意投诉敲诈浪费行政资源

专家建议对职业索偿人限制适用惩罚性赔偿

 

法治周末记者 罗聪冉 

秒拍秒退、截屏存证、索偿不成、举报投诉……职业索偿人的恶意投诉敲诈行为,正在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910日,在职业索偿行为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法律专家和企业代表普遍认为,职业索偿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违背社会诚信、突破法律底线等特点,对于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加强维权执法监管、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难以发挥正面作用,反而对正常的营商环境构成较大威胁,应当依法予以规制。

 

炮制超10万个恶意投诉浪费行政资源

 

二十多年前,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横空出世,得到不少消费者的赞许,认为其具有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监管不足、遏制消费侵权行为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打假人群体中逐渐蜕变、滋生出不少疯狂追逐暴利的职业索偿人”——他们不针对假冒伪劣问题,而是寻找宣传瑕疵、甚至编造问题,以维权为名、举着社会正义的大旗,行敲诈勒索之实,造成行政资源空转、复议诉讼成倍增加的恶果,导致营商环境恶化、商家不堪其扰。

据某平台所在地主管部门统计,数百个恶意投诉敲诈团伙仅在2017年就制造了超过10万个投诉举报,炮制了成千上万个行政复议与诉讼。恶意敲诈投诉团伙用足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纪检监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等政策套餐,公共资源被少数团伙恣意挥霍。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消保科科长苏传海在研讨会上透露,今年从1月至9月,在海淀分局所有收到的8万件投诉举报中,共有1万件高度疑似职业索偿的投诉举报。

苏传海介绍,在投诉人较为集中的6266件投诉中,共涉及投诉人1490名,投诉最多的吴某某共投诉206件;共涉及企业1936户,其中被投诉最多的一家企业,被骚扰了107次。

这是一家卖耳塞的公司,被投诉的原因,是其商品描述中使用了超强抗噪音的表述,被投诉使用极限词违法。苏传海表示,在上述6266件投诉中,只有5件是关于产品包装的三无问题,其余全是针对商品宣传问题,90%以上都是针对极限词用语。

公开报道显示,一位市场监管委市场稽查局执法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我们真心期盼社会各界能够提供更多有益的违法经营行为线索,弥补我们工作的不足。但大量的职业投诉、举报材料中,对于投诉、举报者的真实身份都采取了隐瞒手段,冒用虚假姓名,填写模糊地址,填写明显虚假的手机联系方式。而且,这些人动辄就采用信函形式控告执法人员,在利用市场监管部门向经营者施压索要私了费未果时,又转而利用纪检监察部门向执法人员施压,而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索要钱财。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正在调查核实时,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通过涉诉商家才知道,他们已经拿到了私了费

 

多地警方重拳打击恶意投诉敲诈保护营商环境

 

据了解,很多大型企业都是职业索赔人经常针对的目标,某些企业长期不堪其扰,每年预留经营资金来应对;甚至有些小企业被吓破了胆,为了躲避敲诈,不得已倒闭关门。

梳理资料发现,产品包装瑕疵和宣传用语不规范这两个问题,俨然成为当下职业索偿人恶意投诉敲诈最喜欢利用的工具。而这样的不法行为,正在成为警方重点打击的目标。

20183月,深圳市场稽査局与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联合执法,一举捣毁以李某等6人为主的职业索偿人黑恶团伙。该团伙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微小瑕疵方面,以打假之名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目前,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在此之前,一件发生在天津的类似案件也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73月,孙某伙同他人来到天津市滨海新区某进口商品超市,在发现没有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和化妆品后,故意花2000多元购买,然后威胁店主如果不给商品价格十倍的赔偿,就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直至其店铺关闭。店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只好交给对方1万元。当年3月间,孙某等人以同样手段,在另外两家经营进口商品的店铺,分别向店主勒索12600元、5000元。后来,当地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以犯罪嫌疑人孙某涉嫌敲诈勒索罪,且多次实施犯罪行为,决定批准逮捕。

此外,记者注意到,今7月,在阿里安全的技术协助下,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打掉了一个专门在网上利用极限词恶意投诉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吴某等三人利用商家怕麻烦的心理,在网购商品页面上找茬、利用PS伪造的工商投诉材料威胁商家涉嫌违法、以撤诉为条件向商家索要钱财。

该团伙今年以来累计投诉9000余次、涉及商家近9000家,目前已经查明的涉案金额超过6万元,警方仍在进一步核实相关涉案情况。据警方透露,本案系全国首次对网上利用极限词恶意投诉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批捕。

 

对恶意投诉敲诈高发领域限制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巡视员马雪冰看来,职业索偿这一现象已经到了立题建规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总结职业索偿行为特性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应对职业索偿问题的标准和程序,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则和模式,这对于执法部门、企业等各方都有益处,能让问题的解决更趋于合理化。马雪冰表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消费环境建设处处长李希盛认为,恶意投诉敲诈问题,归根到底是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利益平衡和价值取向问题,应当通过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来探索这一问题的合理化应对。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有所调整,对于产品包装和宣传用语中存在瑕疵的恶意投诉,应当限制甚至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李希盛指出。

事实上,早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表示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2017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指出,虽然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基于对以下几方面因素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第一,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

第二,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对于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

第三,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法院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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