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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下海一代
2018-09-05 00:0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宋媛媛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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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在二十余载的商海沉浮中,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支撑着这些曾经手捧“金饭碗”人们的,或许就是他们骨子里带的冲劲。“92派”企业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中华的热情。他们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原题:92下海一代

 历经二十余载 他们未曾远去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宋媛媛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潘石屹、陈东升、冯仑、俞敏洪……这些在今天赫赫有名的商界大佬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92”企业家。

1992年,一趟南国之旅带来了“下海潮”,也改变了这些曾端着“金饭碗”的人的命运。

从响应号召而下海,在历经二十余载的摸爬滚打之后,他们承载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商业财富,回看92”企业家,他们是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也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代。

 

时代造就下海潮

 

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赵明非将它们在地上一字排开。

“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一旁站立的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一嗓子喊开了。

1992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以一场“摆摊秀”轰动了全城,以此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

“给公务员松了绑。”一时间,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除了上学的学生,看不到闲着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

而这仅仅是92年下海潮中的一个缩影。这股浪潮席卷了当时的人们,继续捧着“金饭碗”还是下海“摸鱼”成了许多人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选择。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

19921月,一趟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尽管这是一趟“私人之行”,但随后伴随邓小平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谈话,如一声春雷炸响整个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随着邓小平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

同年5月,《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条例出台,为现代企业(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此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甚至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

在体制内成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站在了“安稳VS财富”的十字路口,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而另一部分人则投身私营工商界,掀起了下海潮,开启了又一段追逐财富梦的时代。

“当时下海最主要原因是,大家觉得该是时候下海了。”当时35岁的陈东升已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官至副局级,听到讲话后的他“坐不住了”。

第二年,深思熟虑后的陈东升决定辞职下海,1993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第一家现代企业,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由他创建;3年后,陈东升又第一批拿到国务院批准的营业执照,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泰康保险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兼CEO至今。

1992年,在陈东升还在思考的的时候,郭广昌已经“热血沸腾”,当时已经在复旦大学任教3年的他,拿着从别人那儿借来的3.8万元出国深造资金,和大学同学梁信军等人共同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

在赚得“第一桶金”后,1993年,广信改名为复星,其后主攻房地产销售和生物医药领域,成为上海第一批房地产销售公司之一。

而在1991年就放弃了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工作的冯仑,拿着凑到的数万元,联合王功权、易小迪等人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即万通的前身,第二年,潘石屹加入。

1993年,为躲避海南房地产泡沫,冯仑等人决定进军北京,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称为“万通六君子”的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后来也无一不是后来中国商界中的风云人物。

或许正如冯仑所说,制度、环境比个人更能创造历史。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5年前下海,我可能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3年前下海可能是无能的人;而现在下海,人家就认为你很行。1993年的陈东升就曾道出了时代造就的机遇,“下海潮早5年前都不敢想象”。

 

仕而优则商

 

相较于当初上千万的创业大军,如今功成名就的92”企业家显得沧海一粟。

在二十余载的商海沉浮中,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支撑着这些曾经手捧“金饭碗”人们的,或许就是他们骨子里带的冲劲。

1984年,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的潘石屹,被分配到了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本就对数字敏感的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梳理、熟记各项工作数据,甚至小数点之后的好几位都能清楚记住。

这一“窍门”让潘石屹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成了身边必带的“第三梯队”,并获得外出进修机会,若无意外,潘石屹的未来看似一片坦途。

较高的收入,没有太多的事务,经常还能收到下级单位送来的礼品,这样令人羡煞的安逸生活却在不停“拷问”着20岁出头的潘石屹,1000多人的单位,真正能够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不是很多,我觉得在虚度生命”,整个管道局,除了输油调度,其他部门全部无所事事。

1986年的一天下午,按照领导要求,潘石屹陪着单位新来的女大学生领桌椅。

“不就是一张桌子吗?选个桌子和选嫁妆一样。”面对挑剔了一上午,还没选好桌椅的女大学生,潘石屹也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然而,女大学生的回答却让他陷入了沉思,“小潘,这张桌子我可得用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

“难道我要这样耗一辈子吗?”事实证明,安稳的“铁饭碗”难以满足其“胃口”,两年后,25岁的潘石屹辞了职,变卖了所有家当,毅然南下创业。

在经历四处碰壁后,潘石屹成为了“万通六君子”之一,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安于现状;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随着2007108日,SOHO中国在香港上市,潘石屹成为身价上百亿的地产大鳄。

不只是潘石屹,选择下海的92”企业家们似乎都期盼着更大的舞台来挥洒一腔“热血”。

1991年,27岁的毛振华在他人眼中似乎仕途一片光明,已经是国务院研究室干部的他,15岁从乡村考入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副科级升至处级,每一轮都是破格提拔。

然而,成为一个舞台的当家人,是毛振华最大的冲动。

“那个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是没法拍板的,所以就想拥有一个舞台,我能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做主角。”毛振华曾回忆,“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

一年后,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等来了“机会”,他辞去职务,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

1992年,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才刚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建筑总公司,但只在单位呆了半小时就去了中关村,从蹬三轮倒卖键盘、机箱等电脑配件开始创业。

“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

作为92”企业家的一员,陈东升曾这样定义他们共同的标签,“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在他看来,这批1992年前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代表其核心来源是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流精英,前官员、前国有企事业及高校科研单位的职工或负责人是他们的身份特征,与以往的企业厂长不同,“他们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践行者”。

“他们不是体制外形成的,而是先在体制内成长起来,再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多次谈到“92”企业家的“独到之处”,“他们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中华的热情。他们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改的就是体制

 

“心中的版图有多大,所能拓展的疆域便有多大。”或许正如陈东升所代表的,“92”企业家开拓的视野和卓越的思维能力足以使他们担负起“先行者”的角色。

1992年前的中国,政企不分现象非常普遍,彼时,政府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过大,而“92”正是创立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

正是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而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

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对于当时想要下海的“弄潮儿”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

逐字逐句的摘抄、研读,走到哪里怀里都揣着两份文件,是当时陈东升的常态,他的第一家企业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章程、合同都是按照文件起草的。

“这两个《条例》为想创立企业、想募集资金的下海者提供了一条出路,可以依据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陈东升说,也正是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创新。

“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陈东升才能总是“先人一步”。

1993年,当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时,正是我国第一家具有国家概念的拍卖公司,尽管创业初期的陈东升完全不懂拍卖,但他相信“美国今天火的,中国明天一定会火”,他的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的苏富比”。

到了1995年,国务院要批准成立保险公司,大家蜂拥而至提交申请之时,陈东升已经早早第一个向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提交了创办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之前,大概只有我一家在申请”。

而陈东升的“保险之路”除启发于对于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之外,更得益于一次日本之行。

那时,陈东升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日本进行访问,当他身处东京街头,看到一幢幢最高的摩天大楼都是保险公司的大楼时,才想到,“保险公司原来可以做成一个企业巨擘”。

20多年前,同样“下海”创办华泰财产保险公司的原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王梓木,也回忆当时中国的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

当时的中国市场,空白行业有很多,大家都缺乏经验,而率先做了的92”企业家们就是市场的先行者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在1993年下海创业之时,也曾遭遇困境,由于店铺位置不好,鲜有订单,生意惨淡。

但他另辟蹊径,选择在报纸上打广告,在报纸的“豆腐块”版面上打出“三胞电脑大于等于兼容机世界,小于等于全市最低价”“三胞电脑小于等于全省最低价、小于等于全国最低价”等广告标语,生意立马红火了起来。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袁亚非在报纸上打电脑广告可谓“头一份”,而他的经验正来自当初在机关工作写文章、总结提炼和发现的能力。

作为亲历者,王梓木深有体悟,92”这些当时在自己岗位上干的原本就不错的青年才俊一旦下海,“就意味着用后来的20年政治前途做抵押,就没有理由干不好”。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业内人士对于“92”企业家们的共识,或许正是对他们的肯定。

 

“情怀”坚守

 

在二十余载的改革浪潮中,92”企业家似乎也用实践在证明着旁人口中的“家国情怀”。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是做学者、当英雄,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对于从体制内成长并跳脱出来的“陈东升们”来说,他们有着“忧国忧民情结”,甚至带着“英雄主义理想”。

“我不在当官的同学那儿做生意。”这是冯仑做生意时的“坚持”。

十五岁入团,二十岁入党,后来进了中央党校,毕业直接进入中央机关工作,冯仑的经历已经为他打上了“烙印”。

“自己接受的一套马列主义挥之不去”,冯仑常以“党性”要求自己,党的一大优点是纪律性,要自律,他就坚决约束自己,“不触犯法律法规之外的事情”。

对于敏感的政商关系,冯仑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不是“离不开”,而是“靠不住,靠山就是火山”,在发展万通的过程中,冯仑特别注意不依附于任何权贵,也不和任何官员产生密切关系。

从细节处,冯仑就时刻避免着政商关系的“触雷”,如果有同学在地方政府当官,他就绝不在当地做生意,“因为说不清楚。我在这儿做生意,本来买的地是贵的,并不便宜;过两天他走了,地价涨起来了,别人都认为我占了便宜,不是查你就是查我,给大家添麻烦”。

对于操守的坚持也并非冯仑独有,王石也曾被贴上“不行贿者王石”的标签。

“一个企业在最初创业的时候可能要寻求一些关系或钻一些政策的空子,但是要持续发展,就不能按这样一条道走到黑。”在王石看来,一个企业若想持续发展,不行贿就应该成为做事的底线,“企业若想发展,只要正派地去做,努力去做,一定有人帮助你。”

或许正是经历了早期的“野蛮生长”,“92”企业家在丰满理想的过程中才更加坚持和踏实。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后,92”在房地产、寿险、民航等多个领域至今仍处于无人可取代的地位,而在商业成绩之余,他们也有了更多对于中国企业与社会的思考。

风趣、幽默,略带点痞劲儿的冯仑,绝对是他们当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的冯仑就调侃自己近几年“消停了”的行程,就是去“那些是非更少但还能够发展事业的地方”,他每年都会参与阿拉善、壹基金和亚布力等一些企业家的公益活动,也会参与很多公益组织。

“可能人长高了之后对周围的沟沟坎坎会多关注一下。对我们来讲,人到中年话就多了,也自以为说话有人能听。”冯仑的打趣背后,是“92”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越来越频繁的身影。

与冯仑同为“万通六君子”的潘石屹就常常对家事国事天下事针砭时弊,引发关注和争议。

今年3月,面对房地产税出台的争议,潘石屹就表示房地产税出台后房屋空置率、房价都会降,但他认为二套以内不应该征收;4月,面对一摄影师带人在成都太古里拍照,被保安以没有报备为由将其“赶走”的拒拍事件,潘石屹直接发出了“欢迎来SOHO拍摄”的邀请。

2012年,曾因冰岛买地事件声名鹊起的“儒商”黄怒波,却具有特别的“反差”魅力。

他曾是一个流落于街头乞讨的孤儿,却是向社会捐款超过数十亿的慈善家;他是文字中充满忧郁和哀伤的诗人,却也是一位极限登山爱好者,攀登世界各地高峰至少11座。

“如果企业家精神从专业发展转到关心他人利益的时候,这就是道德,但是这个路还很长,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黄怒波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有着自己的要求。

他对“知足”也有着独到的理解,“只要努力了,他失败了也是成功的。只要挑战现有的生活秩序,即使是从失败到毁灭,也是很有意义的、幸福的”。

而俞敏洪、朱新礼、王石等,在企业家之外,也不断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角色,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自己所能尽到的力量。

“如果内心没有修齐治平这种家国情怀,没有不安分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创业的冲动也是不行的。”同为“92”的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胡葆森回顾他们成功的“秘诀”时,将其归功于情怀和所坚守的价值观。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济周刊》《南方日报》《新京报》等)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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