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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村落幕之后
2018-07-31 23:01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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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拆迁的工人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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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村的粮店,计划经济时人们买粮是要凭着粮证定量供应的。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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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工人村单位组织的职工宿舍舞会。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在陪我回到“工人村”的旧居之前,李妍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

我们从沈阳地铁1号线的站台出来的那一刻,正是午后时分,眯着眼看向不远处,万达、家乐福、宜家……繁华的铁百商圈周围,高楼鳞次栉比,车流穿梭如织,打扮新潮的年轻人三三两两结伴而过,身旁硕大的广告牌上,播放着当季流行的奢侈品宣传海报。

这样的景象,与任何一座一线城市的繁华别无二致,却让我有些恍惚。

20年前,我和母亲到沈阳探亲时,父亲的战友曾带我们途经这里。但彼时,站在宾馆的房间一眼望去,这里除了烟囱、工厂,就只有连绵不断的居民区。

而如今,唯有远眺才能看到几根已经淹没在高密度商品房中的未被拆除的老烟囱,和走到巷弄深处才能发现的正待拆迁的老式红砖居民楼,留下了几丝工业往事的痕迹。

在沈阳,这里被称作“工人村”,曾是大半个世纪里铁西区工人们的聚居地,也是李妍一家三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上世纪50年代,铁西区在沈阳市,乃至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它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发展的巅峰之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曾经评论:“沈阳是东北工业的重心,铁西是沈阳工业的轴心。”

这些功勋的主要创造者,都来自“工人村”。

这片因产业工人聚集形成的工人村,曾是我国最早兴建、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区。

这里离市中心不远,交通十分便利。沈阳最早开通的1号线地铁的22个站点中,有11个站点都经过铁西区。

铁西广场、保工街、启工街、重工街等一系列站名,也散发着那一时期浓浓的重工业味道。

如今,在退去一身繁华之后,这里曾经承载的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理想,也从轰轰烈烈走向悄无声息。

就像李妍今天很少再谈及自己的“工三代”身份一样,一甲子的社会变迁里,无数与集体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经历了沧桑巨变的工人家庭,正与那个距今并不算久远的时代一起,淹没在一片繁华旧事中,很少再被大家提起。

他们像是旧时光遗留的孤儿,在新天地里,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也早已放弃挣扎。

 

铁西区工人村,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浓重的机油气味,齁得嗓子发痒,走到哪都是金属和金属磕碰的声响,震得人耳朵一阵阵发麻。这是老工人李东进厂第一天的感受。

1952年夏天到铁西区的沈阳冶炼厂报道时,李东刚满20岁。

铁西区,以位于沈阳长大铁路以西而得名。

彼时,正是国家工业化飞速起步的时期,铁西区的各个工厂大规模对外招工。身体好、力气大是唯一标准。

“那时候有很多十八九岁的农村小伙子开始进城进厂做学徒,每月能得20元钱。”李东便是他们其中之一。

工厂的活远比想象中累得多,李东做的又是冶炼厂的炉前作业,1700摄氏度的高温让他每天都像在工作服里蒸桑拿。“那时候跟着师傅在厂房干活,身上就没干过。”

偶尔,厂里接下大订单后,还会提出“大干30天”“大干100天”的口号,激励人心。

“这时候,所有工人都要连续上班。”李东记得,最长的一次,自己有几十天没回过家,“吃住都在工厂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家金属冶炼厂,沈阳冶炼厂的3座高达百米以上的巨型烟囱,曾是当时沈阳工业化的标志性建筑。

其实远不止冶炼厂,这一时期的铁西区,几乎汇集了整个沈阳的重工业工厂:重型机器厂、沈阳机床一厂、锅炉总厂、变压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总厂……

最繁荣的时期,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企中的90家都集中在这片不到4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其中不少大国企甚至连车间主任都是由当时的机械工业部直接任命。而它们共同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350个第一。

“当年,北二路十里长街的两侧,密密麻麻全是工厂。”李东说,当时的铁西人,从每个人工作服的颜色或样式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人在哪个工厂上班。

“那时候像我们男工人,最时髦的打扮就是蓝色工作服里头套衬衫,骑着车座拔得老高的自行车,这样显得身形挺阔。”李东笑着回忆当年,“车后架上还要套一条黑色松紧胶带,紧紧勒着一个铝饭盒。”

而为了配合工人生活,就在李东进厂的同一年,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开始在铁西区建立工人住宅区,市政府将其命名为“工人村”。

李立记得,开工当天,有7000多名建筑工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誓言“盖好工人村”“让咱们的阶级兄弟早一天搬进去”,决心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提前完工。这一幕也让李东热血沸腾,“当时建筑工地上流行一首歌:和平花朵遍地开,座座楼房盖起来,昨天还是荒野草地,几天就让他楼成排。”

如今,已经88岁高龄的李东仍能准确地哼唱出记忆中的这段小调。他说,那是刻在自己骨子里的声音,是最深切的念想。

195212月,经过两个半月的日夜兼工,工人村79栋小楼、3396间家属宿舍和独身宿舍宣告竣工,创造了当年沈阳建筑史上的奇迹。

此后5年时间里,铁西区陆续建起143栋小楼,5个建筑群。

小楼清一色的苏式风格,3层楼高,红砖灰瓦,配有自来水、煤气、暖气。楼里的“工人村大合社”售卖百货、蔬菜、熟食和海鲜,连照相馆、电影院、卫生院、储蓄所、幼儿园和中小学也一应俱全。

从空中俯瞰,这些建筑组成了“工人村”3个大字。

工人村成了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那时,大多数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冬天还要打煤坯子取暖,更别提装电话了。”李东说,“工人村”不但有暖气、有电话、有上下水,还通了煤气,一些硬件设施配置已经达到了几十年后沈阳商品楼的水平。

上世纪50年代,全国流传的著名宣传标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便是形容当时的铁西区工人村。

 

工人村的幸福时光

 

房屋是配给制供应,由于数量有限,最初的两三年时间里,整个铁西区只有工厂厂长、工程师、退伍军人才能够分到住房,筛选极为严格。

“那时候第一批入住的人非常少,而且当时还没有汽车,锅碗瓢盆都是用马车拉到楼下,挨家挨户给送过来,待遇已经非常好了。”下班或休息时,李东最大的爱好,就是目送搬家的马车来来回回,“每个人脸上的那个笑模样,我到今天都忘不了。”

后来,工人村陆续扩大,工厂里,开始有普通工人分到了房。

李东说,那是他一辈子最紧张的一段时光。

“大家天天凑在一起算工龄、比贡献,最后综合分数,高分者得房。”

当年,沈阳冶炼厂制定的分房条件,必须累计330分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彼时,年轻的李东时常跟着工友挤在人山人海的礼堂里,看人高声唱票,大黑板上计分。“被选中的欣喜满足、落选的还会哭鼻子,抹完眼泪继续努力。”

而到他梦想成真时,已是1956年。这也是他成婚后的第三年。

他和同在工厂上班的妻子分到了一套18平方米的宿舍,两人当天便收拾起家当,带着刚满周岁的大儿子李斌搬进了新家。

入住工人村后,李东一家每月要交纳房费、水费、电费等费用合计4元多。

“那会儿真是全国第一村,高兴坏了”“下班就上楼,划火就做饭,拧拧就出水”的“配置”,让李东和妻子从平民阶层一越进入了“贵族”生活。“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点燃自家煤气做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由于厨房公用,又彼此为邻,他和妻子常和聚居在一起的工友,一同洗漱、一同做饭,谁家新买了电视机,整栋楼的邻居就挤在一起看,床上、凳子和地上都坐满了人。

每天上下班,大家一起骑着“二八单车”,拨着叮当作响的车铃,仿佛连车轱辘里都能荡漾出骄傲和希望。

在工人村的街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道,路旁柳成荫,庭院花枝俏,户户安电视,家家有余粮。

那是李东最好的时代,也是李斌关于童年最快乐的回忆。

孩提时代,他对父母总觉得有些陌生,远不如邻居同龄的小伙伴亲切。

“小时候,只记得他们日复一日地早出晚归。”作业做完了,他就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父母回家。“父母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把一切奉献给党和国家’。”

父母不在,淘气的孩子便有恃无恐。

屋子里的地板,长长的走廊,成了他们肆意撒欢的游乐场。

“以前的家里是板砖水泥地面,平整干净。”李斌说,在地板上他们可以毫无拘束地撒欢打滚,蹦上跳下。

家长里短,哀乐喜怒,在这一大片小楼里,活色生香地上演着。

 

一夕之间,换了天地

 

正如《铁西区》纪录片导演王兵所说,“老铁西人”在几十年的工业生态下,形成了一种邻里生活的集体记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是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同时也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且在这里面很充实”。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李斌顺利地接上了父亲的班。

1979年结婚时,工厂还为他解决了一间住房。而到1987年,在高压开关厂里跟着父亲的朋友当学徒的弟弟李晖结婚时,厂里已没有能力再解决住房了。

在当时,住房紧张已是工人们面临的现实。

“有的人家甚至三世同堂挤在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个屋里一个帘,南边住着爷爷、奶奶,北边住着爸爸、妈妈和孩子。”李晖回忆道,因为小楼举架较高,还有不少人家就把居室改造成了若干个上下铺。

那时候,搭建吊铺,成为工人村的一大特色。

“惯例”,李家也把自己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的是李家两口的“房间”,而大的就作为李晖日后的“婚房”。

“那时结婚办喜事都是在家里张罗。”李晖说,因为住房面积小,自己结婚时只能借用邻居的房间摆喜桌。“宴席就是在楼下支大棚、搭炉灶,锅、碗、瓢、盆也都是几家邻居凑来的,每个碗底还要贴上各家姓名,好在席后还给人家。”

在李晖的印象中,工人村里的邻居虽然不都在一个厂子,但各厂工人之间通婚的情况很多。

他的妻子,就是隔壁纺织厂的女工。

新婚之夜,怕打扰李晖和妻子休息,忙碌了一天的父母还特意把家留给小两口,老两口去大儿子家搭着钢丝床凑合了一晚。

李晖本以为,虽然蹩脚,但是日子会这样无波无澜地过下去。

直到有一天,他迟钝地发现,铁西区的各个工厂渐渐地不再喧嚣,他们的工人村也从“白天鹅”一天天地变成了“丑小鸭”。

平整的地砖裂开了缝,雪白的墙壁沾满了污迹,下水管道通了又堵,电线裸露在墙皮上,早先的设计流量不够用,于是各个年代后接的电线纠缠在一起,有的已找不到来源和终点。自己和哥哥童年时期可以从东跑到西的大走廊,现在只能容许孩子们捉迷藏。“每家人都越来多,屋里摆不下的生活用品和杂物只能堆在走廊上。”

李晖婚后不久,厂子的效益也一天不如一天。

计划经济时期,铁西区的大型国企,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彼时的大型国企有专项资金扶持和补贴,按照中央计划生产,利润上缴国家。这样的模式,在封闭的经济体中可以长期生存,但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必然受到市场冲击。

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之后,劳动统包、统揽的就业制度、陈旧的设备和工艺上僵化的管理,都与新兴的经济模式和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导致铁西区各个工厂的产品销量连年下滑。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

当时流行的一个词叫“东北现象”,就是指这里大量工厂停产、半停产,工人下岗的状态。

世纪之交的几年间,35万国企职工有13万下岗,还有大量工人被安排回家“休假”。

那时候有个说法,站在沈阳最高的观景台彩电塔上往下看,“往北都是当官的,往南都是种地的,往东都是做生意的,往西都是下岗的”。

西边,就是曾经的城市荣耀——铁西区。

那是整个铁西最低谷的时期。工人下岗后每月领到的补贴,很难维系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

“当时下岗时单位跟我们约定好,每个月给100多元,就是当时最低标准的补助,但是这么点钱一样开不出,只能自力更生。”工厂倒闭后,李晖也不得不打起了零工。

有的下岗工人为了省下采暖费,只能在楼里烧煤取暖。

人们仿佛身处天堂还未回过神来,周遭就换了人间。

院子里曾经的灯火辉煌变成了油灯氤氲,为了生计东奔西走,也成为许多人至今不愿回想的痛苦记忆。

 

大工业时代的挽歌

 

2000年,冶炼厂1万多名产业工人下岗,三根地标性大烟囱实施爆破。

电影《铁西区》描述的正是这一时期。影片里巨大的厂房一片萧条,破败的氛围中好似一曲大工业时代的挽歌。

下了岗的李斌领了不到8000元的“买断钱”,之后两年,每月有200元的失业金,再后来,他干起了出租车司机。

早出晚归的工作,无法顾及家庭。不久,妻子和孩子也离开了他。

“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厂区里的人,几乎家家都在闹离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李晖女儿的李妍记得,班里隔三差五就要搞捐款。“每次都是又有哪个同学的父母都下岗了,家里生活困难,希望大家支援一下。”

2010年,由于长年开出车,李斌患上了严重的腰脱和椎管狭窄症,基本丧失了体力劳动能力。

患病之后,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已是年过半百的东北汉子只能加入到“啃老族”的队伍。

年近80岁的李东夫妇不得不在不足3000元的退休金中拿出1000多元替他交养老和医疗保险。

为了节省开销,李斌和父母一直没有搬出工人村,只是每天期盼着拆迁的消息传来。

2012年开始,铁西区工人村便被沈阳市政府列为棚户区,开始了拆迁重建工程。李斌的不少老邻居家,被框进了拆迁范围,陆续离开,搬去了新家。弟弟李晖一家也早已离开。

“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就搬出了工人村,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下来。”不同于伯父和父亲经历过的辉煌,李妍对于工人村的记忆大都停留在逼仄的房间与家家户户无休止的吵闹里。

从她记事起,就在盼着逃离的那一天。

对于李妍来说,工人村曾经的辉煌与如今难以掩藏的落寞,都只是呈现在历史读本里的只言片语,甚至在记忆快速更新的时代中已被她渐渐遗忘。“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人村辉煌的一代,对它现在的沉寂或许不会有太多感知。”

直到今年年初,李斌和父母终于等来了工人村最后24栋小楼拆迁的消息。

尽管还是隆冬,但几乎在一个月之内,最后的936户居民便在签订了补偿协议后,迅速打包离开了。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李斌母亲做了顿饭,三口人围坐在混黑的老屋里吃了最后一餐。“那个感情很复杂,既盼着离开,又实在舍不得。”说话间,李斌低着头沉默了许久。

对后继者来说,也许工人村只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但落到李家人身上,却是踏踏实实的60年。

一个月前,当李妍带着我再次到工人村走访时,拆迁的最后24栋老楼已经被围栏围起,瓦砾、杂草中掺杂着搬家时人们丢下的废旧物品。

几十年前涂刷的标语仍然留在红墙上,门楣上豪气干云地写了句“把酒倒满来他个不醉不休”。

不远处,“持钎人”的巨型雕塑还固执地挺立着:两名手持钢钎的产业工人背对着火红的炼钢炉,似在炼钢,更似在奔向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我跟在李妍身后,试图寻找和套问一些当年大工业的遗迹,但却是徒劳的。外来参观者对这里有着太多“标签化”的想象。

但真实的生活,往往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样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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