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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看守大罢工
2018-07-10 21:30 作者:徐家俊 来源:法治周末

提篮桥监狱的看守人员“进人关”,由工部局警务处掌管,从1931年开始“权力”下放,监狱自己行使该“权力”,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华籍看守数量超过印籍看守。提篮桥监狱看守人员构成的变化,其事情的起因,就是19306月印度看守的那次大罢工

 

徐家俊

监狱史学者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的罢工事件,郑州的二七大罢工,广州、香港的省港大罢工,安源的路矿大罢工,还有上海的五卅大罢工等。但是鲜少有人知道,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1930年也发生过一次由50多名印度看守举行的罢工活动。

这次印度看守的罢工,直接给这座由英国人管理的监狱在管理理念和人员的构成上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

1930年以前,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主要由西籍、印籍、华籍三部分人员组成。典狱长由英国人出任;监狱的科室人员以英国、俄国、捷克等西欧诸国人员为主,统称“西籍”;看守人员则以印度人为主;同时,还有少数中国人在此从事翻译工作以及在感化院(即少年犯监)担任管理工作。

在西籍、印籍、华籍人员中,印度人要占65%以上。印度当时属英联邦统治,历史上曾有大批印度人被英国人招募到中国从事巡捕(警察)职业。此前也曾提到,由于他们头上包扎红布,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

由于监狱中印度看守人数较多,为了维护印度看守的工作,19306月,典狱长拟在200多名印度看守中提拔一名中级管理人员。当时从任职资历和工作能力上看,狱中有两名看守被看好,一名是49号看守,另一位是33号看守(当时上海巡捕房和监狱中,每名巡捕都有一个警号,缀在警服的衣领上,便于大家识别)

49号看守,在提篮桥监狱工作了20多年,从警时间较长,人际关系、群众基础、协调能力较好;33号看守,文化水平较高,年龄较轻,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虽然明显低于49号看守,但是他头脑活络,思维较敏捷,与典狱长的关系很好。客观地说,这两名看守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200多名印度看守中,大多数人倾向于49号出任他们的领导。但是,当典狱长正式宣布名单时,49号看守落榜,33号看守胜出。许多印度看守愤愤不平,认为监狱管理层处事不公,任命干部不顺从民意。

于是,627日,监狱内50多名印度看守开始罢工,罢工人数占印度看守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看守罢工后,监狱管理工作乱了套,犯人的日常管理,包括用餐、放风都没了纪律。值班看守该下班的没法下班,该接班的没人接班,有的则是拆东墙补西墙,在岗人员不准下班,要连续加班工作。一项任命就这样激化了矛盾,引起了一场风波。

典狱长是一个强硬派,低估了49号看守在印度看守中的影响,事后也感到自己决策的失误,但是他又不能朝令夕改,轻率地撤销对33号看守的任职令,处在骑虎难下的境地。

但是这50多名印度看守却铁了心,平常工作中的怨气也爆发了出来,罢工后仍不解气。为了扩大影响,对典狱长施加压力,628日,他们集中起来,穿着整齐的制服,佩戴好领章帽徽,步行到位于苏州河畔的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大院内的英国驻沪领事馆前请愿,要求与英国驻沪总领事直接对话。这么多巡捕(警察)静坐请愿,自然吸引了一些旁观者,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嗅觉敏锐的新闻记者到现场采访,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英国驻沪领事白伦为防止事态扩大,一方面打电话通知监狱当局和监狱的上级机关工部局警务处采取紧急措施;另一方面亲自出面会见提篮桥监狱的印度看守,与大家见面沟通。几位印度看守向英领事提出,监狱内现有的200多名印度看守,要通过民主的办法,自行推选一名信得过、能为大家办事的负责人,不同意监狱当局任命的33号看守。

英国驻沪领事白伦接待了几位罢工代表后,劝告大家结束请愿,停止罢工,返回监狱工作,并答应努力向有关部门转达他们的意愿,但是如何解决要进行研究,不能马上答复。

罢工的印度看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不愿意回监狱复工。但是提篮桥监狱当局态度更强硬,直接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前发布命令:印度看守请愿人员必须停止活动,限令当日下午6点前回到监狱上班复工,否则一律开除公职。

等不到领事馆的回复,晚上6点过后,大家陆续散去,但是仍旧不去监狱复工,抱定宗旨与典狱长对着干。次日早晨,监狱的几十名印度看守打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又聚集到外滩英国驻沪领事馆前静坐请愿。事情不但没有降温,反而升级了,而且参加活动的人数比第一天有所增加,增添了一批印度看守的同情者。英国驻沪领事白伦派了一名官员再次与印度看守见面,请愿的印度看守不仅没有让步,又增加了提高工资待遇等要求。

静坐、请愿人员一直延续到中午还未散去。对此情况,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官员严厉训斥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办事缺少变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为了一名无关大局的监狱中级管理人员的任命,闹得满城风雨,进退两难。

最后典狱长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坚持强硬手段,抓住一名印度看守,指控他为煽动分子,以“煽动罪”予以问罪。另对凡是参加罢工、静坐、请愿活动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公职,并限时交出制服、搬出集体宿舍。不少印度看守只能暂去虹口东宝兴路上的一个印度教堂内栖身。

面对提篮桥监狱看守人员的缺额,警务处采取紧急措施,连忙从各巡捕房调入华籍巡捕进行补充。从1930年起,也就是当年6月印度看守进行罢工活动起,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中,华籍人员逐年增加,印籍看守逐渐减少。

最初,提篮桥监狱的看守人员“进人关”,由工部局警务处掌管,从1931年开始“权力”下放,监狱自己行使该“权力”,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华籍看守数量超过印籍看守。提篮桥监狱看守人员构成的变化,其事情的起因,就是19306月印度看守的那次大罢工。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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