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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尊重用户自由处分个人信息的权利
2018-05-09 00:23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马树娟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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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马树娟

“平台经营者个人信息安全保障责任的第一个维度,是确保其收集和掌握的个人信息不被第三方非法窃取;第二个维度,则是确保其收集和掌握的个人信息不发生主动的泄露。”在54日召开的“网贷借贷与个人信息保护”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如是表示。

近两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无论是网贷行业,还是网约车,亦或是外卖等服务行业,都会收集大量的用户信息,而大面积的用户信息泄露事件也频频发生。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保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如何在数据利用和商业价值发挥上取得平衡,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个人信用权利和信息权利此消彼长

 

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副教授黄韬认为,在新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客体不再是不希望为人所知的“秘密”,而是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个人金融信息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日益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黄韬认为,对个人金融信息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以何种方式来进行保护,如何权衡隐私保护和信用开发的价值等,都是国家强制性立法需要考量的。

在黄韬看来,金融市场上存在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交易者彼此之间可能互不信任,再加上“信息孤岛”的存在,因此,更加强调信息的披露和使用,反而更有利于交易的达成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是金融市场对个人信息使用的特殊需要。

20159月,有用户使用蚂蚁花呗的赊账消费功能后逾期未还款,花呗的催收人员在该欠款人的支付宝记录上发现,欠款人曾给第三方送过粽子,收货人信息留有该第三方的联系电话。由于通过用户绑定的手机一直无法联系到用户本人,花呗工作人员就电话联系到了该第三方,要求协助联系欠款人。后者则在发帖质疑蚂蚁花呗此举“侵犯了个人隐私”。

就该案例而言,黄韬认为,个人金融信息的法律保护,其实质上是权利的定价问题(确保权利最值钱),在契约关系场景中,个人权利的放弃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选择平台享有比较宽泛的催收权利,意味着消费者借款利率比较低,反之利率比较高。不同消费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这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如果法律对此做严格限制的话,反而会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使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担比较高的利率。

黄韬分析,在一定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消费者享受到什么样的利率水平,什么样的服务水平是市场竞争关系(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的,而不是消费者和平台进行一对一的博弈;如果现在有一部国家强制性法律要求平台不可以向催收对象以外的第三人披露借款信息,那意味着法律干预了第一个合同条款,但是法律可以干预合同中某一个条款,没有办法干预合同中的所有条款。

当然,黄韬认为,在非契约场景下,交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平台无法和所有潜在信息使用者谈信息定价的时候,考虑到金融市场的特殊需要,也许需要一个强制性或者国家法律介入。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许可与黄韬观点类似。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信用和个人信息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信用是所有交往和交易的前提,当拥有基于关系的信用时,生活交往和市场交易不需要个人信息,而当不拥有基于关系的信用时,必须用真实、准确、及时、透明的个人信息来形成信用。因此,需要转变观念,从企业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冲突,转变到个人对自身权利——个人信息权和信用权的取舍。

 

用户知情同意原则是底线

 

3月,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移动金融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测评报告》,报告选取了公众使用最为频繁的200款移动金融交互类App,从隐私政策、敏感权限获取、财产身份信息收集告知等3个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水平进行了测评。

测评结果显示,九成受测App隐私政策合规度低;六成受测App未经用户明示同意就收集了用户的财产身份信息;在合规度高的几款App中,京东金融第一、支付宝第二、小米金融和借贷宝并列第三。

借贷宝副总裁曾军在此次会议上介绍,借贷宝应该是采集个人信息最少的网贷平台,因为借贷宝的业务模式比较特别,主做熟人借贷,判断借款人信用的不是平台,而是出借人。

“与借款人信用相关的信息,存在出借人脑子里,平台无法采集,也无需采集。平台只需要验证借贷双方是本人,以保证电子借条与纸质借条法律效力相同,平台并不截留敏感数据”。曾军说。

曾军表示,用户知情同意是任何一家互联网金融机构都不容践踏的规则底线,无论从法律还是伦理角度讲,都不容挑战,各家企业要树立这一自觉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指出,作为平台,要确保其收集和掌握的个人信息不被第三方非法窃取,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和技术标准;为了防止收集和掌握的个人信息不发生主动的泄露,就需要采用责任倒逼机制,通过严格追究平台责任来促使平台采取更加严格的内部管理和内控约束机制。

薛军介绍,相关统计显示,平台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80%是平台内部员工主动向外泄露。目前被曝光的多起平台信息泄露事件,后也被证实是内部员工所为。而从法律上分析,一旦是内部员工泄露用户个人信息,企业要承担雇主责任,因此,作为平台需要采取技术与管理手段来防范内鬼,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平台已经强化了技术手段,比如网约车行业对于司机和乘客的电话号码就做了技术处理:既可以在订单生成后方便双方联系,也不会让司机掌握乘客的真实手机号码。

 

应采取更加灵活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326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百度CEO李彦宏表示:“中国人更加开放或者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的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下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言论一出,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薛军指出,数据只有利用起来才有价值,为了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产业发展的平衡,他建议在对个人信息采取分类保护机制的同时,也要尊重“以隐私换服务,以信息换便利”的可能性,“实际上,得到服务、得到便利也是一种定价机制,应该尊重用户自由处分的权利,在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上采取更加具有灵活性的行为规制的路径,而非排他性太强的赋权模式”。

蚂蚁金服战略部高级总监齐新宇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都明显滞后于实践。限于不同讨论者的基本出发点、分析框架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关于隐私保护的讨论往往很难达成共识。

“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隐私保护框架,以便聚焦核心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可持续性、可操作性的应对框架。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析隐私保护问题,有利于形成各方对隐私的共识,避免过度保护对数字经济的制约。”齐新宇说。

责任编辑:郑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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