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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遗孤王林起的中国往事
2018-03-20 21:57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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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王林起在北京的家中。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火车疾驰而过。

透过车窗口张望的王林起觉出几分新鲜——被初雪覆盖的平坦土地、散落着的低矮土屋和偶尔闪出的骑着毛驴的赶路人。

这是与家乡山村大不相同的景色。

尽管已过去78年,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人,王林起依然会时不时回忆起这幅初见中国时的画面。

王林起,是一名二战“日本遗孤”,他的日本名字叫渡部宏一。

在上世纪40年代初,渡部一家曾是前往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的农民成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军队陆续撤退,开拓团的平民们也慌张逃散。由于饥饿和疾病,数千名孩子在逃离路上与父母失散或死别,成为“日本遗孤”。王林起便是其中的一个。

撕裂的历史下,他的人生际遇也随之沉浮。

 

随日本开拓团进入中国

 

1935820日清晨,王林起出生在日本山形县东置赐郡高畠盯和田村一个普通农户的家里。

他是渡部家独子延雄的长子,故取名宏一。

高畠町和田村,位于日本东北部,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乡村。

在王林起幼年的记忆中,父亲时常不在家,大部分的时间,是母亲带着他在外祖父家度过的。

外祖父家的老祖宅高大宽敞,有一条从村口河边引来的小溪流,流经过屋内厨房后,汇入到屋后的小池塘里。这个不大的池塘,是他幼时玩水、捉鱼的好地方。

年龄比他大一些的小姨,经常带着他在稻田边抓蚂蚱,做成带酱甜味的小菜拌饭吃;也会在夜晚的山脚下燃起篝火,支上一口小锅给他做酱汤喝。

宁静、安然的乡村生活里,王林起从未意识到,他的命运正在逐渐脱离原本的轨道。

1940年秋末,王林起的外祖父送给了他一顶带着围巾的彩色毛线帽子。

“跟我说要戴上它和父母去很冷、很远的地方。”彼时,刚满5岁的王林起还带着孩子的懵懂,弄不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只是从家里紧张的气氛里,我隐约感觉出来,要去的目的地,可能不是什么好地方。”

在父母的带领下,王林起和弟、妹一起作别了家乡,乘火车去往日本的海滨城市新潟。几天后,这里将有一艘船,带着这一家五口,驶向中国。

“开船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我们家是‘开拓团’的一员,要去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拓荒。”这也是王林起第一次听到“开拓团”——这个改变了他一生的词语。

其实早在19365月,日本关东军便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成为“开拓团”的成员,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东北。

到达林口后,王林起随家人搬入了林口火车站不远处的日本移民村。村子西边是从山脚下绵延而来的丘陵地,大部分已被开拓团开垦为耕地。

“我们家是最后入住的,被安置在最北端的空房里。”王林起还记得,新家的外观与日本的村居样式不同,是铺上了灰白色瓦片的土坯房,屋顶还有个方形的土烟囱。屋内按日式样子被隔成两个居室,中间是取暖用的夹壁墙,不高的地面铺上了榻榻米,“居住环境不算太差”。

几年劳作下来,王林起一家成功开垦出了村落西边丘陵带的一片荒地,还添置了农具和牲畜。

“家里除了一匹马、两头牛,马车、雪爬犁各一套之外,还养了几只绵羊、家兔、鸡、鹅、蜜蜂等。”王林起的父亲甚至还实验栽种了十几棵苹果树。

而他和弟弟也时常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活计,比如割草喂牲口,采集草菇、木耳等。每到秋收时节,大人们忙得无暇吃饭,“我和弟弟还会帮忙去挖土豆、捡拾干豆秧、高粱穗,一直干到夜里”。

在王林起的印象里,彼时的开拓团所居村落与中国当地村落间隔着一条铁路遥遥相对,没什么来往。“但我们家是个例外。”农忙时,王林起的父母曾雇佣了一名中国男人,“就住在铁路那端的屯子里。”

男人朝至夕归,一般自带午饭,“偶尔也和我们家人一起吃。”王林起说,“母亲对他很关照,时常送他一些粮食、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只是由于语言不通,两家人只能像聋哑人一般地交往着。

王林起记得,有一年深冬,本是农闲无事,雇工却在一天晚上冒着风寒抱来一件厚厚的棉包裹,包裹里裹着的是一只粗陶大碗,“盛着白色鸡蛋大小的面食,还冒着热气”。

雇工比划着告诉王林起一家人,碗里的食物叫做“饺子”。

很久以后,王林起才知道,那一天,是中国农历新年,而饺子,正是中国北方家庭春节的“保留食物”。

 

生离死别的战后逃难

 

就在一家人为了未来而努力抗争之时,厄运又一次降临了。

1945年春天,战争已接近尾声,日本军方为了挽回败局,决定扩充军力,在开拓团内部招募壮丁。

王林起一家所在的村子里有两名男人被征入伍,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对于当时远离故土又尚未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家庭来说,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活会变得异常艰难。

“父亲被招去后仅给家里来过一封信,就失去了音讯。”直到很多年后,王林起才听说,在被苏军俘虏后,父亲已在苏联某地病逝。

而这还只是这个普通的日本家庭离散的开始。

同年8月的一天深夜,王林起一家人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却无从得知发生了什么。直到第三天后半夜,隔壁邻居敲响了家里的房门,“黎明要开始逃难了,赶快做准备”。

在突兀而至的变故面前,王林起和家人慌作一团。

原来,开拓团内既无报纸,也无收音机,所有音讯都靠人力传递,一般要在很晚时才能了解外面的消息。

此时,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被无情遗弃的开拓团一夜之间变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四下逃离。

“我们村靠近火车站,大部分人家都选择在此集合,乘火车南逃。”但到达车站时,王林起和村里人得到的消息却是已经没有南下的列车了。“各家无奈之下,只得带足路上所需的生活用品,改用自家马车仓促南下。”

王林起一家也不例外。

然而,没有人带路的逃难人群只能像无头苍蝇般东碰西撞。

“两百多人仓促逃难的群体,你能想象是个怎样的队伍吗?拉家带口,携老扶幼,还有不时传来的零星枪炮声与各种流言,使人们更加惶恐。”60多年已经过去了,王林起依旧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彼时,正值北方雨季,河水暴涨,过河只能靠一条绑在两岸树根上的细铁链子。大人们要往返几次,扛着行李、托举着孩子、牵着牲口,护送一家人过去。

但由于食物减少、处境险恶,逃难的开拓团里开始不断出现病死或饿死的人,直到他们被偶遇的一队中国民间武装队伍发现。

“在确认了难民身份后,我们被武装队送上了运货的火车移送到了长春,住进了一所小学里。”王林起回忆道。

但一切刚有好转,意外便如影随形。

仅仅两天过后,王林起的妹妹登美子便不见了踪影,“母亲和我们连续找了几天,毫无结果,不知是走失了还是被人拐走”。

更令一家人绝望的是,几天之后的清晨,“我们起床后发现整个学校空空荡荡无声无息,只剩下我们一家人了。”王林起说,在逃难的人群里,“我家这样一个妇女领着3个孩子的家庭,早就成了集体行动的累赘,不得不甩掉。”

这一变故,给王林起还少不更事的心灵投下了巨大阴影。

同年11月,王林起的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和弟弟,混入了南下的难民里,辗转投奔了沈阳的一间难民所。

难民所原是一家日本小学,王林起一家被安置在体育馆的一个角落。

没有取暖设备,脏乱潮湿的馆内,为数不多的难民分作几堆蜷缩在一起。面黄肌瘦的大人、孩子只能以稻草袋、麻袋片做铺盖。

最终,在寒冷、饥饿和疾病中挣扎许久的母亲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在难民所单薄的铺盖上去世了,弟弟也随即被人贩拐走,一个完整的五口之家就此分崩离析。

战争留下的创伤,深深地刻在了这个少年的心里。王林起走投无路,只得乞讨为生,直到养父母的出现。

 

日本男孩有了中国家庭

 

“那天已经是黄昏了,光线很暗,一个身穿中式棉服的中年男人蹲在了我面前,握着我的手,没说什么,就把我带回了家里。”王林起至今记得,那个残冬的夕阳里,男人投射在地上的高大身影,“我感觉,那是命运第一次眷顾了我。”

男人叫王殿臣,一个老实巴交的河北农民,少时读过几年私塾,也在北京当过学徒,后来在“闯关东”的潮流里,随朋友来到沈阳谋生。

“我刚进家门的时候,他在附近的市场里做买卖旧货的小生意。”王林起起初不通中文,王殿臣便放下生意,每天耐心地用手势和毛笔,教他说话写字,买来《三字经》《百家姓》让他读写背诵,“还给我取了王林起的名字。”那是养父专门找人看过生辰八字得来的名字。来到中国多年后,渡部宏一经历了种种磨难,成为了王林起。

就这样,王林起成了王家长子,有了中国名字和户口,后来,也自然拥有了中国国籍。

“养父母待我很好,半年时间,我就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学会了汉语基本的生活用语,也能写出不少汉字了。”春节临近前,王林起甚至还和养母贾凤朝学会了包饺子、做又细又高的戗面馒头。

1948年秋天,王林起一家人搬至北京,在正阳大街的一处四合院安顿下来。

王林起也捡起了自己的学业,小学、中学……日子就这样平淡也安稳地过下去了。

闲暇时,王殿臣时常用自行车载着王林起逛街、下馆子尝鲜,偶尔还带他进戏园子里观赏那些他既听不懂也看不明的戏曲。

1958年,高中毕业的王林起成为了筹建中的北京汽轮机厂的一名磨工。当时他看起来和中国人无异,工厂里也鲜少有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而他也同中国工人们一起见证参与了这个国家重点发电设备制造厂的建设和发展。

后来,厂子并入北京重型电机厂。在厂里决定自制大型机床时,王林起还承担了12米龙门刨床的大部件加工任务,一直在厂里干到退休。

在收养家庭的日子久了,王林起已经把日语忘记得七七八八,也很少再抱返日探亲的希望。

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很多日本战争遗孤,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回到日本。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林起开始和日本驻华使领馆联系确认身份的问题,并用汉字给老家和田村的村长写了一封信。

经历两年的时间,王林起最终得到了日本使领馆通知,找到了他在山形县东置赐郡高畠町和田村出生和家庭的户籍档案,并得知他的日本名字叫渡部宏一。

“当时还找到了我的姨母和家族健在的表兄弟表姐妹。”王林起介绍道,由于符合日本政府关于战争遗孤返日条件,他可以办理返日手续,也可以随时回乡探亲。

“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就关注到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包括战争遗孤,也指示过要善待他们。”曾担任周恩来日语翻译的北京大学退休教授贾蕙萱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们回日本寻亲的渠道才逐渐建立。”

抱着矛盾的心理,王林起捡起了日语教材,他七八岁时学过的,依稀还有印象的平假名、片假名以及5岁之前家乡的环境,亲人的样貌和童年的趣事,又慢慢回到了他的记忆之中。

 

踏上回乡之路

 

19815月,46岁的王林起搭乘的飞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降落。离家41年后,他第一次踏上了回家之路。

来接机的是他的姨母、表兄妹和童年的玩伴。也许是40余年隔阂带来的生疏感,重逢并没有王林起想象中的感触。

“直到回到村里的老房子里住了一晚,我才好像有了真实感。”看着屋门前的稻田、溪流和鱼池,童年的记忆纷沓而至,“我甚至想起来母亲背着我时唱的童谣: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山里,来到田里,也来到原野里;花开了,花开了,开到山里,开到田里,也开到原野里……”

王林起终于嚎啕而泣。

在日本停留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姨母曾多次劝说王林起返日生活。

当时,日本已经逐渐走出了战败的阴影,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鼎盛期。

尤其在1984年,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解决在华日本孤儿问题协商结论》,对遗留孤儿身份的确认、回日本寻亲的组织以及两国政府的协调工作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后,不少遗孤都选择回到故乡生活。

王林起归日后,也陆续有公司以高薪挽留,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来”。

“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是中国的养母。两位母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同等重要。我的生母已经遇难了,而养母那时年事已高,我应当侍奉她老人家以报答养育之恩。”王林起说。

如今,王林起已经83岁,他喜欢吃水饺。馅料的配方是各占三分之一的猪肉、鲜虾肉和白菜,正是70多年前,养母贾凤朝亲手包给他吃的。

现在,在身体条件允许时,王林起会带着妻子返日游历。但大多时候,他选择在国内生活。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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