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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未尽的审判
2018-03-20 21:50 作者:高欣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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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朗宁接受媒体采访时的画面。 资料图

 

高欣

30多年前,若非一位集邮爱好者递上的“奥斯维辛是个谎言”的小册子,已从玻璃厂人力资源部主管位置退休的奥斯卡·格朗宁应会安享晚年。然而,这位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指出奥斯维辛不是谎言,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因为在那部杀人机器运作时,他本人就在那里。

于是,格朗宁把自己的想法写在那本小册子上,归还给了主人。几个月后,他的言论被寄到了一份极右翼杂志的编辑手中。从此,年过六旬的格朗宁开始频繁接到狂热的新纳粹分子以及各路媒体的电话。

“二战”结束在英国服刑两年后,“奥斯维辛记账员”格朗宁,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2015年,格朗宁因“协从屠杀”30万名犹太人被判处4年监禁。2017年,格朗宁的律师团向德国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认为格朗宁若高龄入狱,将破坏他的“基本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同年11月,法院驳回了格朗宁的请求,认为其健康状况与入狱服刑并不冲突,监狱有充分的医疗设施,能够满足格朗宁的需求。

20181月,格朗宁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诉,以身体状况为由反对服刑;39日,96岁的格朗宁在医院去世,此时,法院尚未对其申诉作出回应。

有评论认为,格朗宁得以入狱服刑,将是一个在公正性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性事件。然而他的离世,将继续推后许多人期待已久的历史性时刻。

以研究大屠杀与现代性闻名于世的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的一面是文明社会,另一面就是奥斯维辛。同样,格朗宁也有两面:一面是年过八旬仍然敢于公开揭露奥斯维辛的种种暴行,另一面是,他只承认自己在道德上负有责任,否认法律上有罪.他认为,自己只是那部纳粹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我并没有给过任何人的脸上哪怕一个耳光”。

 

“随波逐流”

 

1921610日,奥斯卡·格朗宁出生在德国尼恩堡,一座距离不来梅市不到50公里的小城。他的纺织工人父亲是名狂热的德国国家主义者,同时,也是右翼钢盔前线士兵联盟成员。

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反对凡尔赛条约与魏玛政府,纳粹党掌权后,这一准军事组织被重组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前线战士联盟”,大部分被吸纳进冲锋队。

格朗宁幼时最好的玩伴,是邻居金属店老板家的女儿——安,来自一个犹太家庭。格朗宁和安总一起在街边玩弹珠游戏。

纳粹掌权后,纠察队员手持横幅,出现在金属店前对居民们说:“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手里买东西!”

然而,这不影响格朗宁与安的友情,只不过,弹珠游戏从街道搬到了自家院子里。

1933年,格朗宁加入钢盔前线士兵联盟青年团——因为12岁的他喜欢制服和军乐。同年,纳粹党正式掌权。

5年后,“中等学生”格朗宁高中毕业,进入当地一家储蓄银行工作。“二战“爆发后,他加入了纳粹党,后志愿加入了党卫军。

“那是一种自发的热情,一种不想在游戏中被落在最后的感觉。”60多年后,当被问及当年为何作出这个决定时,格朗宁这样回忆。另一个历史细节是,年轻的格朗宁感觉杂志上的党卫军成员“看上去很时髦”。他也想变成那样,并最终如愿以偿。

在那段狂热的德国历史中,格朗宁随波逐流,安不知所踪。青年团的教育让格朗宁最终坚定地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甚至是欧洲的敌人。

 

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

 

由于有银行工作经验,格朗宁加入党卫军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财务办公室任职。而后,他被调往奥斯维辛。在那个原本安详的波兰南部小镇,数以百万的犹太人、匈牙利人、苏联人、吉普赛人将被一座巨大的杀人工厂高效而残暴地夺去生命。

格朗宁的工作依然与银行相关。他的任务是将“犯人”们带来的钱全部收走,审查整理,并定期寄回柏林。

“我基本上见过当时全球流通着的所有货币: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美元、英镑以及匈牙利和墨西哥的货币。”他日后回忆。

格朗宁很清楚,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犯人”们,注定会被杀害。但在当时,根深蒂固的“犹太人是敌人”的思想,让他并没有在大规模的杀戮面前有所悲悯。当时,他对于毒气室的认识是:“一种先进的战争工具。”

这种逻辑,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并非解释不通。因为奥斯维辛近乎符合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描述的关于现代社会的一切标准:官僚体质、追求效率、控制成本、消弭人性。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有幸逃过了反犹迫害的波兰人鲍曼为大屠杀定性:奥斯维辛并非一撮精神病人的暴行,也并非现代社会的反弹或倒退,而是现代性的另一面。

然而,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激怒了格朗宁。

他曾对媒体回忆:一日,他在工作时见到了分拣新“犯人”的流程。结束后,现场“就像是个露天市场,很多垃圾被留下,生病和无法走路的人们就躺在垃圾当中”。一个孩子也在其中。警卫拉着孩子的腿,企图拖出去。“孩子尖叫的声音就像是生病的鸡,警卫把孩子的身体撞向卡车侧面,直到孩子不再发出声音。”

这一幕让格朗宁很不愉快。他找到主管抱怨道,如果犹太人需要被消灭,“那么至少应该在一定的准则下执行”。主管安抚他:这只是“意外”。

一度,格朗宁也曾请求过调离奥斯维辛。然而,请求被上级驳回。直到1944年,他被派至前线。在脚被击中后成为英军的俘虏,作为战犯的格朗宁在英国度过了两年时光。

 

坐实集中营大屠杀

 

1948年,“二战”结束后,27岁的格朗宁回到德国,希望可以重拾断档的人生。他选择在德国北部的下萨克森州定居,并在一家玻璃工厂做起了职员,最终他成为人力资源部主管。

格朗宁与妻子于战时成婚,至1950年,他们共育有两个儿子。格朗宁告诉妻子,不要问他关于战时自己工作的任何问题。其实,曾为希特勒青年团女生部领导人的妻子,也根本不愿再提及。

随后30余年,重归平凡百姓家的格朗宁低调工作,养家育儿,直至退休。直到那本“奥斯维辛是个谎言”的小册子,彻底搅动了他人生的最后30年。

在被世人认识了自己曾经“奥斯维辛记账员”的身份之后,格朗宁开始逐步写下自己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并将书稿交给两个儿子,希望得到亲人的反馈。他的大儿子没有回复,小儿子把疑问写在书页边缘空白处,交还给父亲。

格朗宁非常重视小儿子的批注,并以此重新修改。其后的20年,他一直没有停止修改和完善书稿。

与此同时,在2003年和2004年,他还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长时间深度访谈,并参与了纪录片《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和最终解决方案》的制作。

在纪录片中,作为少数愿意说出集中营真相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格朗宁坦言:“我看到了毒气室,我看到了火葬场。”

2005年,84岁的格朗宁又与德国《明镜周刊》进行了一次近6小时的对话。

《明镜周刊》评论称格朗宁的历史就是“德国历史”,是关于“诱惑、狂热、行凶者、从犯和罪恶感”的故事。

面对纷至沓来的各式评论,格朗宁辩解道:“我不感觉自己有罪,因为我没有给过任何人的脸上哪怕一个耳光。”

据德国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艾希穆勒统计,奥斯维辛集中营有6500名纳粹党卫军成员活过了“二战”,其中,只有不到一百人接受了审判,不到50人被定罪。有媒体猜测,可能是由于这段历史背景,给了格朗宁站出来的勇气。

然而,当时的格朗宁并未料到,对于奥斯维辛的清算远未结束。

 

重启审判

 

1970年代,德国检方曾对格朗宁做过调查,并于1985年停止。彼时,德国检方一直拒绝起诉像格朗宁这样职位的前集中营工作人员,因为这类人员并未亲自参与大屠杀。

直到2011年,汉诺威市的一次审判,促使德国司法部门改变了故有的态度。

2009年起,德国检方对波兰索比堡集中营前看守德米扬鲁克提出指控,称其虽未亲自参与屠杀,但因在集中营工作,为谋杀共犯、协助谋杀2.8万人。法院最终裁决德米扬鲁克谋杀同谋罪成立,判处其5年监禁。

德米扬鲁克随后提起上诉,在2012年法院正式受理前,比格朗宁小一岁的德米扬鲁克因病去世。

然而,这一判决推动了德国检方重启对集中营前工作人员的一系列调查及起诉。格朗宁案件正在其中。

2016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前看守汉宁被控协助谋杀17万人出庭受审。法院判决汉宁五年监禁。然而,未及正式服刑,95岁的汉宁于20175月因病去世。

同年4月,另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看守特雷梅尔同样在正式服刑前于家中去世。

如今,格朗宁的去世,似乎是这一系列案件无法最终被执行的无奈延续。

在国际犹太人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纳粹研究员左洛夫看来,格朗宁在服刑前去世是“不幸的”,因为他的去世让“象征意义上的公正消失了,而这些审判的重要性意义也随之被削弱”。

要求惩罚大屠杀同谋、重塑公正的声音依然没有断。“受害者从未有过上诉,刽子手也从未有过怜悯。所以这些凶犯不配获得上诉、祈求怜悯。”有评论称。

 

格朗宁一代留下的思考

 

然而,如何在有罪与非罪之间划明界限,一直是集中营重审的法律难题。

1962年,西德最高上诉法庭曾作出过一个“关键性的决定”,称“在纳粹政策宣传或权力压制影响下”犯下罪行的人,不应当被控谋杀,因为他们不能“被归为犯罪学标准中”。

按此逻辑,往毒气室里释放毒气的党卫军成员,将可能逃过审判。

直到柏林墙倒塌,再到本世纪初,清算大屠杀的政策时有反复,直至德米扬鲁克案。

然而,当个体被嵌入狂热的现代化机器齿轮上时,法律意义上的所谓善恶与公正,边界也变模糊起来。

在接受汉诺威市当地一家报纸的采访时,格朗宁曾经争辩:“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接受审判,那么检方应该追究到哪一级为止呢?是不是还需要起诉把火车开到奥斯维辛的工程师以及信号员?”

审判期间,格朗宁承认自己属道德“同谋”,但否认在法律上有罪。一个重要理由是:没有证据说明他与某起特定谋杀有关。最终,他还是被判协同谋杀罪名成立。

格朗宁对此并不认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他曾表示自己只是“齿轮上的一环”。之后,他多次提出赦免请求,又多次被德国检方否决。今年1月的上诉,再次遭到否决,直到汉诺威检方从格朗宁的律师处得知他的死讯。

超越法律的追责与未尽的公正,一系列大屠杀案件的重审,还将另一个关于人性的难题推至当代人的面前:在人类社会不可逆转地奔向高度现代化并且拥抱机械化高效思维的同时,人性可能会遭遇什么?变形为何?

这份思考,也应是“格朗宁一代”留下的严肃的历史遗产。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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