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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物 留住历史温度
2018-03-14 14:28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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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伦参与保护的第一座历史建筑“红园”。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每当遇到文物或历史文化建筑被破坏、被拆除,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刘伟伦心里都要难受上一阵。

“太可惜了。”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叹息。

一位地市博物馆负责人对记者讲述,当地一处距今400多年的明清古建筑群,因社区改造而被拆除,尽管事过几年,他仍扼腕痛惜。然而,回忆当时,他也是无计可施。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话是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最直白、最简洁的概括。

 

民间发力文物保护

 

根据2012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监察组发现,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刻意规避考古调查勘探而进行工程施工,造成文物损毁消失;有的地区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对文物过度利用,甚至为建设旅游景区而毁坏文物。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群人逐渐觉醒了.如今,民间文物保护力量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物保护的公共事务中。

2008年起,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刘伟伦和他的民间文物保护伙伴们合力“救”下了30余个历史建筑单位。

“红园”是他们“救”下的第一处建筑,刘伟伦对于此次经历印象尤为深刻。

“红园”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屋顶采用广州少见的“大斜坡”式设计。有资料显示,这是民国时期广州首批示范性居住小区的经典住宅典范,也是广州地区少有的具有英国乡村风格的别墅洋房,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20098月,为了扩建其旁边的中学食堂,“红园”被列入了广州市房管局发布的拆迁公告。这一消息很快在广州市民中掀起波澜。很多人认为,这是难得的历史建筑,不应该被拆除。

一些热心广州文化的市民通过互联网和线下投稿等方式,积极呼吁留下这个风格独特的建筑。此后,不少媒体也加入了“红园”的保卫之中。刘伟伦和一些民间文化爱好者还前去“红园”,在“拆迁公告”上签名,试图改变这座老房子的命运。

经过多方的努力,“红园”不仅没有被拆掉,还跻身广州市越秀区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知道保下来了,很激动,也很感动。”刘伟伦说,毕竟自己也曾为它努力过。

“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力量是最大的。”他说,“不过这也是多亏了广州政府重视舆论。”

在刘伟伦看来,广州的文保部门,很重视民间自发形成的保护力量。而民间文物保护力量也在广州不断涌现,为广州的文物保护贡献着一份力量。

20124月,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在刘伟伦的组建下成立。在他的热心组织之下,对于历史建筑的寻访,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走巷穿街,而是能够更深入地调查采访,了解记录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20137月,广东省文物局与《南方日报》联合启动“广东文保民声直通车”平台,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刘伟伦成为该热线的第一位爆料者。

他将协会在广州恩宁路经过长达1年的走访、挖掘出的38处粤剧名伶旧居,作为文保线索提交给广东省文物局。广东省文物局也组织专家与文保团体座谈,就恩宁路名伶建筑群的保护进行了探讨。

根据媒体报道,当时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建议,未来的恩宁路改造是否能以粤剧博物馆为重心,串起这一大串粤剧名伶遗迹,展示给世人看?粤剧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个终结的概念,不是把它们像木乃伊一样放入博物馆,而应形成一种“活态”保护。

201311月,广东省文物局筹建的“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正式成立,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新平台。从2014年开始,广州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每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保养。

 

多种方法保护文物

 

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主要关注和保护的还是“不可移动文物”。

除了广州,在全国很多城市也都有民间成立的文物保护团体,他们大多也主要关注“不可移动文物”。

“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的保护需要能力去购买或者一些其他条件,人们很难接触到。”刘伟伦介绍。

刘伟伦发现,全国各地民间保护文物的方式其实各有特色,都很可敬。“武汉的团体多由中老年群体构成,很有文化底蕴。他们主要的保护方式就是出书,通过写书清晰地将城市的脉络记录下来。”

“重庆那边民间文物保护的方式,和我们以前一样,以‘扫街巡查’为主。”刘伟伦介绍。

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保护文物的方式绝不仅仅是呼吁与拯救。“最初,我们主要是通过‘扫街’摄影,来记录这些历史建筑;后来,我们转型了,做‘口述历史’,走访具体的文物点,去深入了解挖掘这个文物点的故事,还有建筑的细节与内涵等。”刘伟伦说。

虽然这有一定的难度,但刘伟伦早已摸索出自己的办法,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除此之外,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会员还曾手绘《广州西关名伶旧居图》,标示恩宁路38处粤剧名家宅邸,用多种方式记录、传播着这些历史文化建筑。

此外,“导赏”活动,也是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常组织的活动,协会设计独特的“历史古建筑游览路线”,为参与者展示广州的历史沧桑与沉淀。

当然,从事民间文物保护10年,也有遗憾。刘伟伦说,城市一直在改造,改造应该改造,只是在改造之前,应该先把该保留的保留下来。

关于改造与文物修缮,刘伟伦认为,“饱有历史文化街道的翻新,还是希望能保留一点沧桑感,保留一点历史的韵味”。

刘伟伦认为,文物修缮的原则是加固和缝补,而不是将文物进行完全翻新。“一些文物修缮中,做到表面清洁就能较好地还原其原有的样貌,如果翻新得古不古新不新,那就是对文物的保护性破坏。”

 

“文物安全工作零起点”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36日参加分组讨论会议时说:“我国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它们展示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是国外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让咱们的文物‘延年益寿’,恐怕不仅需要科技发展的支撑,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做点什么吧?”

宋纪蓉委员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进故宫库房时的情景,“看到那些珍贵的文物,就那么静静地、孤单地躺在那里,很心疼。古人说,纸寿千年,卷寿八百,我们的文物其实是有寿命的,但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文物的展示和保存困扰着宋纪蓉委员和故宫博物院,而文物安全则是横在文物保护头上的另一把利剑。

春节前后,“兵马俑美国展出拇指被盗”事件,本是严肃的话题,却又带着些许荒诞。

根据媒体报道,事情发生在20171221日,一名24岁美国男子麦秋·罗哈纳来到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学会博物馆,参加一个周末派对。当晚915分,他和两名朋友溜进已经闭馆的兵马俑展厅。

当时空无一人的展厅并没有锁门,罗哈纳掏出手机用手电筒照着一个兵俑的手指仔细研究,还站上陈列台,将手臂搭在兵俑的肩膀上自拍。在离开展厅时,罗哈纳打断了兵马俑的左手拇指,并将其塞进自己的左口袋带走。

18日,案发十几天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士兵少了根手指。5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锁定盗窃者罗哈纳,追回了兵马俑拇指。

据悉,罗哈纳被控艺术品窃盗罪,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受损的兵马俑也将得到维修。

事件随着罗哈纳的被捕暂告一段落,然而,此事暴露出的中国文物境外展出存在的安全风险,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其实,从被曝光的案件来看,国内文物安全也同样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

今年1月,湘桂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盗窃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文物案,抓获5名广西籍犯罪嫌疑人,缴获被盗文物长石凳两条。

被盗的上甘棠村,位于湖南省江永县夏层铺镇,是有着1200年历史的文化名村,村内古迹众多,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被盗的长石凳为青石雕刻而成,凳上雕有波浪形花纹,长约1.8米,宽约0.4米,两侧有凳脚,每条长石凳重约1000斤左右。

重约2000斤的文物石凳被盗?什么人会盗窃石凳,又怎么完成的盗窃?

江永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124日,经与广西富川警方合并侦查后,两地警方联合将该团伙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上甘棠村被盗的两条石凳也成功被追回。

15日傍晚,犯罪嫌疑人何某等5人驾驶广西牌照面包车,来到上甘棠村踩点。6日凌晨2时许,5人在事先瞄准的“寿萱亭”内,将两块长约1.8米、宽约0.4米,重达千斤的雕花青石条凳用钢筋撬松后,搬上了面包车并溜走。

经查,该团伙不仅在上甘棠村盗窃长石凳两条,不久前还在兰溪瑶族乡大兴村的一个庙里盗窃石墩两个,香炉1个。该团伙经常在湘桂两省流窜作案,并以面包车为工具,盗窃古村石凳、石雕、门窗、香炉等古物后,再寻机到湘桂两省古玩街进行销赃。

除了盗窃之外,文物安全还遭受着其他不同方式的破坏。

根据国家文物局2017年通报,2016年度文物行政执法与安全监管工作基本情况,国家文物局2016年全年接报安全案件(事故)137起,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件103起,盗窃、抢劫文物案件12起,故意或者过失损毁文物案件两起,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1起,文物火灾事故14起,其他文物安全事故5起。

火灾也是文物安全的重要“天敌”,对于文物古建筑尤为如此。

今年28日,全国文物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2017年,全国发生文物火灾事故共17起,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火灾事故6起,电气引起的火灾事故3起,用火管理不善引起的1起,正在核查调查的两起”。

33日的两会部长通道上,刘玉珠委员表示,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文物安全工作永远是零起点。这个观念和认识应当是第一位的。

在他看来,文物安全工作做不好,文物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就无从谈起。

去年1222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7年,国家文物局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国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文物法人违法案件整治、长城执法督察“回头看”,会同公安、工商部门开展了打击文物犯罪、文物流通市场整顿等五大专项行动,推动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不断夯实文物安全基础工作。

 

明确“属地政府”责任

 

刘玉珠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关于“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建议。他认为,文物安全工作做不好,文物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就无从谈起。

在发言中,刘玉珠表示,“这几年,各级党委政府主动保护文物的责任意识显著增强”。

刘玉珠举例,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一年多时间里全部印发了实施意见,文物保护被摆上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这在文物领域是前所未有的。

一位地市文物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省里最近也印发了“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文件,现在正在商量如何落实。

这位负责人认为,这对于当地开展文物安全工作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一共15个县(),占地约17000平方公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2处,市级以上文物就370多个,然而所有在编的文保工作者也就200人左右。巡查工作量大,有的地方去一次要一天时间,还缺少执法工具……”这位负责人表示,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点儿多、面广、人少、钱少等。但是这几年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有了一些变化,“‘天网计划’使得很多文物附近都有了摄像头,加强监控;还给业务人员发工作马甲。”

然而,地下文物保护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大难题。

“盗墓的太厉害了。有句话这么说‘要致富,先盗墓’。”另一位地市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述两位文博界资深工作人员都提到,文物工作最重要还是需要“属地政府部门的重视,相对于规划部门等,文物部门是弱势单位”。

刘玉珠委员在两会期间也表示,要紧扣文物安全的责任链条。要明确地方政府承担的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责任人的直接责任,使责任落地、细化。文物安全工作中说大话、空话,拍胸脯或者做表面文章,不能成事,还会坏事。主管部门和责任单位一定要有责任意识,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出了问题要追责和担责,不能有丝毫含糊,更不能搞下不为例。

文物保护的困难,刘伟伦在这几年的文物保护过程中也深有体会,他希望法律、法规方面能够跟进,同时也需要增强大众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

“不知什么时候起,发展与文保成了一对‘矛盾体’,当一座座带有历史印记与文化特色的文物古建‘轰咚’被推到,满地的废墟就像划开的伤口。只是有天回首,将看不出原来此地的模样,也不知自己是否还在那个故乡。”刘伟伦一声慨叹,道出来这些年的遗憾。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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