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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怒汉》:最伟大法庭片的法治课
2018-03-07 13:17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何帆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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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资料图

 

在中国,许多人对于陪审团的认知几乎都来自电影《十二怒汉》。今年距离电影首版《十二怒汉》上映,已过一个甲子。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高级法官何帆翻译的《十二怒汉》也如期出版。

当下社会,价值多元,众声喧哗,与六十年前相比,更需要常识与理性、宽容和共识。何帆法官将《十二怒汉》剧本译出,希望透过一场法庭纷争,重温一次法治课程。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何帆

20124月,我在纽约市皇后区刑事法院访问交流。座谈中,曾问美国法官们一个问题,作为博学且专业的司法者,诸位是愿意用陪审团多一些,还是不愿意多一些。一位资深法官想了想,问我是想听假话,还是听真话。我说,最好都有。这位法官笑言:“假话就是:十二个人的智慧加起来,总好过一个人的智慧。接下来的话,我将来可不认账。真话则是:黑锅由十二个人来背,总好过法官一个人扛。”说罢,在座的中美法官都乐了。

玩笑归玩笑,我好奇的是,陪审团成员毕竟是非专业人士,他们作出的裁决,无论有罪无罪,与法官们的内心判断是否一致?在此之前,我曾读过芝加哥大学哈里·卡尔文、汉斯·蔡塞尔1966年的那项经典研究。两位教授以3576件刑事案件、4000多件民事案件为样本,请主审法官在得知陪审团裁决结果前,预先作出判断,结果,法官与陪审团裁决一致的情况大约为80%。这一研究似乎证明,法律“门外汉”对事实的判断,与专业人士并无太大差异。

我无意探求究竟,只想走个捷径,现场做下调研,于是问道:“在诸位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发生过陪审团裁决与您内心判断不一致的情况?”美国法官纷纷摇头,表示这类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之前开玩笑的那位老法官则一边摇头,一边问道,“你们了解陪审团怎么运作吗?”

一位中国法官回答:“我们都看过《十二怒汉》。”

老法官乐了:“那可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然后正色道:“不过,电影就是电影。”

 

陪审经历催生的剧本

 

其实,不只是法律人,许多中国人对陪审团的认知都来自《十二怒汉》。即使搁在当时,这部作品也谈不上是“大制作”,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应归功于剧本创作者雷金纳德·罗斯。

《十二怒汉》剧本的灵感来自罗斯的一次陪审员经历。罗斯1920年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服役4年,以中尉军衔退役。当时电视业初露端倪,他以独立编剧身份投身电视剧本创作。大约在1954年年初,罗斯被抽中成为陪审员。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一个流浪汉刺伤了街边行人。按照罗斯的回忆,单为确定罪名是杀人罪还是伤害罪,陪审团就辩论了8个小时。法律条文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如此丰富具体地呈现在眼前。

这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对罗斯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有了新的视角。他的思维模式,甚至写作方式,都悄然发生了改变。法院对美国文化有什么意义?怎样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陪审团的观点如何形成?这一制度对国家的意义如何?罗斯把这些复杂的哲思都融入了剧本。

最终完稿的《十二怒汉》,正是陪审团如何履行使命与职责的故事:十二个身份、经历迥异的陌生人,如何经过激烈辩论,对一桩命案的嫌疑人是否有罪达成一致意见。这个剧本证明了罗斯的艺术天分,他用平实生动的戏剧冲突承载了复杂的社会命题。

《十二怒汉》的电视剧本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一号工作室》的制片人沃丁·麦纳选中。当时美国的电视剧,每集都是实况直播,而且只播一次,不设重播。经过几周彩排,19549月某个周一晚上,《十二怒汉》正式与观众见面。

电视剧《十二怒汉》获得巨大成功,获得当年艾美奖的三项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演员。评论者认为,这52分钟内的戏剧变化,让观众真正感受到观点是如何产生和逆转的。

只不过,娱乐产业终究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如果不是亨利·方达慧眼识珠,《十二怒汉》或许也会和当时众多的优秀实况电视剧一样,仅此一晚,昙花一现。

 

作为电影的《十二怒汉》

 

电视版《十二怒汉》播出时,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电影演员亨利·方达对《十二怒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主动寻找制片厂,希望他们能够出资投拍。可是,名气归名气,生意归生意,许多制片厂都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位大明星。

经过亨利·方达的不懈努力,联美公司最终决定投资拍摄。只不过,在《十二怒汉》这个项目上,联美更看好的似乎是亨利·方达的名气,而不是故事本身,因为这一次他们只同意部分出资,其他的钱则要方达自己想办法。亨利·方达愿意放手一搏,出资成为联合制片人。

1957年年初,距离电视剧版播出两年多之后,电影《十二怒汉》的拍摄正式开始。导演希德尼·鲁迈特回忆说:“最令人沮丧的地方在于,大家都说,天哪,12个人窝在一个房间里,那不叫电影,也不可能拍出电影来。”他说:“如果我不是导演,或许也会这么想,但既然决定了要拍,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19574月,电影《十二怒汉》在纽约首都剧院首映,这个剧院可以容纳5000人,如今已拆除。鲁迈特后来回忆,“观众入场,但人数不多,我们顿时傻了。这可是5000人的剧院,还得持续一周。然后这部电影就消失了。赔钱了”。

电影虽赔钱,却收获了良好口碑。电影拍摄时,正值“麦卡锡时代”,保守势力为清除左翼人士,通过非法手段操纵民意、压制舆论、施压司法,大开民主倒车。正因为处于这样一个动荡时期,这部影片的出现引起很大轰动,并获得195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三项提名。虽错失奥斯卡,但《十二怒汉》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鼓励传播法治文化的“银法槌奖”,也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部电影。在第七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十二怒汉》摘获金熊奖。

如今,《十二怒汉》被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法庭片”。2007年,这部电影因“在文化、历史、审美上的杰出贡献”,被国会图书馆收存。

作为文化符号的《十二怒汉》

如今的《十二怒汉》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法律文化符号,在多个国家被翻拍致敬。这些翻拍版本各具特色,在十二人讨论案情并得出一致结论的基本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作了新的改编。

俄罗斯版《十二怒汉:大审判》片长是原作的两倍,相比对车臣战争时代背景的铺陈,案件本身反而被削弱了。影片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与美版精神内核截然迥异的诘问:“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日版《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是目前翻拍中唯一出现女性角色的版本,嫌犯被设定为一名涉嫌杀夫的妻子,陪审员中也有3名女性。

由于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2015年上映的中国版《十二公民》被改编成政法大学学生家长们的一次模拟讨论,并加入了地域歧视、仇富等本土化情节。

铸就1957年经典《十二怒汉》的团队,如今已成追忆。但是,《十二怒汉》故事的生命力却在不同国家、不同法域的文化中延续。

这个剧本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架设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讨论平台,可以根据时代变迁,设定各种新的社会议题,偏见、歧视、种族、性别、伦理、职业等。这种讨论永远可以引发共鸣。它所承载的对公平与正义的思考,足以跨越国界与种族,跨越时间与空间,历久弥新。

 

法律人眼中的《十二怒汉》

 

对于《十二怒汉》,各界人士都曾从本行业或本专业出发,作出过形形色色的解读:修辞学者试图归纳“说服他人的艺术”;语言学者认真分析每位陪审员的语言情态;心理学者着力揭示不同陪审员与“九型人格”的对应关系;政治学者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隐性运作方式;传播学者据此研究如何突破群体思维带来的压力……那么,专业法律人士怎么看待这部电影呢?

《十二怒汉》问世以来,给这部电影“挑刺”的法律人很多。地位最高者,要数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2010年,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邀请索托马约尔出席该院法律电影节,并委托她指定一部经典法律电影与师生共赏。大法官选中的就是《十二怒汉》。

电影放毕,索托马约尔发言称,《十二怒汉》对她意义重大。当年,正是剧中那位欧洲归化移民(11号陪审员)对陪审团制度的溢美之词,促使她下定决心,选择法律为终身职业,并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女性大法官。

《十二怒汉》这部电影,到底是证明陪审团制度非常管用,还是不太靠谱呢?支持者会说,当然管用!正是剧中十二人的集体智慧,成功挽救了一名无辜者的生命。不过,若回顾8号陪审员说服众人全程,读者也绝对有理由反问:在这个案子中,到底是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概率大,还是将被告匆匆定罪概率大?毕竟,一单生意、一场球赛、一顿热饭,都可能让某位陪审员作出草率决断。

前已述及,中国电影《十二公民》被认为是对《十二怒汉》的成功“本土化”改编,但该片一大“败笔”,就是剧中8号陪审员的身份设定:一名在职检察官。在适用陪审制的国家,法律人基本被排除在陪审员之外,原因就在于,制度设计更重视公民的生活经验和理性判断,不希望他们过分受某位“内行”的影响或引导,哪怕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引导。

当然,评价一个制度是否靠谱,不能只看影视作品。要想系统了解陪审团制度,还是得看它的历史流变和现实争议。

 

从五百零一人到十二人

 

其实,无论捧到天上,还是黑入尘埃,都很难完整描述陪审团制度全貌。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它的产生、发展、蜕变、衰败、重生,都并非源自顶层设计,而是蕴含于历史与文化本身。

英文“法官”一词又有“判断”之意,意味着司法权即判断权。然而,上古社会并无职业法官,对凡人俗事作判断是神灵才能行使的特权。及至希腊时代,雅典以抽签方式选出600030岁以上公民充任“审判人”,凡遇具体案件,根据案件类型、重大程度,少则501人,多则1500人,以票决形式作出裁断。哲人苏格拉底就因教唆青年信仰新神,被501名雅典公民以360票对141票判处死刑。

然而,雅典式“民主”只是昙花一现。在黑暗的中世纪,国王虽会委派官员支持审判程序,但这类官员既缺乏足够权威,又没有作出决断的专业能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官”。所谓“审判”,更多是雪冤宣誓、神判、决斗等非文明方式。

当然,古人也没那么愚蠢,单靠指天发誓、下水过火是不够的,还得有被告的若干族人、邻居担任“辅助宣誓人”,证明被告所言非虚,确属无辜,再决定是否采纳“神判”结果。这些辅助宣誓人,虽有证人色彩,但因被赋予少许判断权限,被视为现代陪审团的前身。

陪审制刚运行时并无统一模式。问题是,十二人既负责起诉,又负责审案,定罪概率自然大大增加,因为人们很少会否定之前的有罪推断,这样当然不利于保护被告利益。各地纷纷抗议,国王却无动于衷,因为被告被定罪后,罚金或财产可挹注国库,怎能轻易减少“创收”机会?到135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终于架不住议会再三请愿,同意将“起诉”陪审团与“审判”陪审团分开,前者即“大陪审团”前身,后者则是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

 

不断进化的“自由堡垒”

 

尽管陪审团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国王从未放弃控制陪审团的努力。有时候,因为存在意见分歧,陪审员甚至与法官吵起来,最终以法官将陪审员关小黑屋、绑了游街,迫其就范,方才收场。但是,也有坚决不屈服的,在1670年的“小威廉·佩恩案”中,被告佩恩因涉嫌非法集会而被起诉,陪审团始终坚持无罪裁决,被法官威胁停止供暖、断水断食也不屈服,结果这“十二硬汉”被集体打入大牢,缴足罚款才获自由。

佩恩出狱后,继承家族巨额遗产,并在北美特拉华河西岸买下一块后世称为宾夕法尼亚的土地,他为这块土地亲手拟定了宪章,其中一句是:“所有审判应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裁断,这些人皆从邻近的同阶层或等地位的居民中挑选,且应公正无私。”

岁月匆匆,社会变迁,陪审团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1957年的美版《十二怒汉》中,十二位“怒汉”还都是白人男性,这一设定完全贴合现实,虽然美国那时早已废止奴隶制,并以自由世界的“桥头堡”自居,但陪审权利主要还归属于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群体。到1968年,美国才逐步取消对陪审员性别、肤色、种族、财产的限制。1975年,女性才逐步坐上陪审席,而黑人还得靠社区领袖、市议员、神职人员推荐,才可能被列入陪审员名单。

《十二怒汉》中,8号陪审员不改主意,其他十一人就回不了家。这种要求十二人意见一致的“铁律”,暗示陪审团裁决是“上帝声音最可靠的显示”,也承载着“排除合理怀疑”精神。但是,到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同意,在非死刑案件中,陪审团未必要达成一致意见才能作出裁决。换言之,陪审团以十票对二票,或者九票对三票,也可以判定被告有罪。而在1970年,最高法院就已判定,六人构成的陪审团也符合宪法要求。

而在陪审团制度的“母国”英国,变化更是巨大。早在1933年,大陪审团制度就被废除,并大幅限缩民事案件适用陪审的范围(仅限于毁损名誉、恶意诉讼、不法监禁等)1948年,民事案件不再适用陪审团。1967年,刑事案件裁决不再要求全员一致。陪审团评议时间超过两小时以上的,十人意见一致即可下判。1988年,废除在遴选陪审员过程中不附理由即可排除候选人的机制(即“无因排除”)1994年,允许陪审员在审判和评议期间返家,不用在旅店集中居住。

上述变化,固然有适应社会发展、提升审判效率的考虑,但也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未来还要不要保留陪审团制度?

 

制度优势还是司法“鸡肋”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美国司法界就掀起了陪审团存废之争。到21世纪,尽管废止陪审团之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被提上过议事日程,毕竟,这是联邦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当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纷纷探索构建国民参审机制时,英美为何仍为陪审团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呢?

先听听反对的声音。第一类反对声是:凭什么将专业案件交给外行裁判?要知道,陪审团判案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案件交给十二个未经专业法律训练的“素人”判断,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判断引入司法裁判。有的地方甚至专门立法,禁止律师、警察、法学院师生出任陪审员。

第二类反对声是:陪审团审判效率太低、成本高昂。美国法官威廉·德威尔曾在《美国的陪审团》一书中提到,美国诉讼体制有六宗致命原罪,分别是:过度好辩、成本高昂、缓慢迟延、软弱无力、纠缠细节与负荷过重。每宗罪都或明或暗与陪审团制度挂上了钩。据估算,一般案件若交给陪审团审理,从召集候选人、组成陪审团,到形成具体裁决,所耗时间要比直接由法官审理多耗费三分之一的时间,这还没有算上各种不可控因素。

第三类反对声是:陪审团审判过于随意,易受煽动或陷入偏见。受影视剧影响,美国公众大多有这么一种印象:律师越“贵”,在陪审团面前胜算可能越大。“贵”律师口才更好、修辞感染力更强、可视化展示更炫,陪审员也往往更容易被情感攻势和华丽修辞打动,这样一来,庭审就沦为律师技艺和口才的比拼,目的是争取同情,而非查明真相。电影《十二怒汉》前半部分,就揭示了部分陪审员草率定案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在路易斯维尔市一起案件中,陪审员因分歧太大,最终靠掷硬币决定罪名是否成立。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此案随后另行组织陪审团审理。

过去,案件一旦进入审理环节,法庭会禁止陪审团读书看报,免受媒体报道或外界资讯“污染”。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几乎无孔不入,根本控制不住。这种情况下,很难确保陪审员不受偏见影响。

在刑事领域,由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定有罪的比例为71%。到底是陪审团审判的定罪概率高,还是法官直接审判的定罪概率高,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有人认为,在命案中,陪审团比专业法官更宽容,作出无罪裁决的概率更高;也有人提出,在奸淫幼女类犯罪中,陪审团更易受民意感染,往往会倾向重判。

在民事领域,陪审团的很多裁决也饱受诟病。例如,在1994年一起针对麦当劳的侵权诉讼中,一位被咖啡烫伤大腿的妇女获得270万美元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远远高于应得的16万美元补偿性损害赔偿金,有人认为陪审团这样的裁决将鼓励人们任意兴讼。此外,在一些涉及消费者权益或烟草行业的诉讼中,原告动辄获得上亿美元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有论者据此批评“失控的陪审团”仇视大企业,在多数案件中站到劳工或弱势群体一方。

 

哪怕它并不完美

 

在支持者心目中,上述批判虽有合理之处,但并不能说明陪审团制度已病入膏肓、理当废止,更何况某些理由和例证本身就经不起推敲。

就拿前述备受争议的麦当劳天价赔偿案为例,当时的新闻报道一味渲染陪审团“偏袒”原告,却刻意遗漏了下述信息:第一,为满足顾客口味,麦当劳卖的咖啡比行业建议的温度高20度;第二,受害妇女阴部被严重烫伤,必须进行大规模手术和植皮;第三,麦当劳此前已收到700多件关于所售咖啡过烫的投诉,但从未咨询过烫伤专家的意见;第四,麦当劳几位主管在庭审作证时态度傲慢,表明不愿调整营销策略(但在此案判决后,麦当劳降低了咖啡温度);第五,陪审团裁定的27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仅相当于麦当劳两天的咖啡销售额,法官事后将这笔惩罚性赔偿降到48万美元。

完整回顾上述事实,可以看到,陪审团在这起案件中的裁判其实代表了普通公众对“公正”的朴素判断,并非意气之见。事实上,根据美国司法部对全美75个较大县逾一万起伤害案件的调查,法官判处惩罚性赔偿金的可能性是陪审团的三倍,赔偿额也接近陪审团的三倍。“失控”的是裁判尺度,而非陪审团。

至于陪审团更容易在命案中作出无罪裁决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盗窃、抢劫等普通犯罪一般更易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但在命案中,由于认罪亦可能被重判,若控方证据不够充分,被告往往不愿认罪,这时只能“强行”提请陪审团裁决,但由于证据“先天”不足,检察官在命案中的败诉比率反而要高于其他重罪。不过,这恰恰说明陪审团的表现是称职的。人们习惯了和平、民主、法治带来的安逸,所以嫌弃陪审团低效、昂贵,可一旦社会动荡、民粹汹涌、暴政来临,是效率和金钱重要,还是陪审团抵御司法专横、政府专制的“自由堡垒”作用重要,答案不言自明。

诚如巴德·古德曼法官在1984年一起案件的判词中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陪审团制度是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尝试。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到十二位并不完美的公民,让他们通过听审、观察、评议、思考,得出最适当的裁决,哪怕这个结果本身也不完美,但大体上能保证实质正义的实现。”

的确,与专业法律人士相比,陪审员们都是“门外汉”。可正是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属于不同族群的“外行”,将不同的职业体验、生活经历、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观,都引入了司法审判。是的,法官们精通法律,可未必懂得生活。

尽管我对于在我国引入陪审团制度持保留态度,但即使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尊重常识、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仍是司法审判不可或缺的要素,更是司法公正的生命力所在。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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