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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巴黎警察抓人上瘾
2018-02-06 22:30 作者:陈夏红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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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2006年发行的纪念德雷福斯纪念邮票。资料图


     陈夏红

上一篇“方寸正义”专栏中,笔者围绕拉贝之死,分析了巴黎警察为什么把他们的手伸向孩子。笔者在文章中提出,从1720年代开始由于巴黎地区游民人满为患,巴黎警察也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对巴黎街头的流浪者,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再加上殖民地人口缺口大,商业利益促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滥用警权。

然而,这只是浅层次的原因。甚至,这还完全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警察爱抓小孩的谣言会大行其道。在笔者看来,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巴黎警察体系已经将抓捕完全商业化,甚至当作政绩工程来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警察权本来就甚少受到制约;一旦警察权冲出制度的笼子,不惜使警察权成为自肥的工具,那社会就会草木皆兵。拉贝之死从“巴黎警察爱抓小孩”的谣言开始,但这谣言最终被证明确实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1750年代,巴黎警察确实是这么做的。拉贝死亡后各方面的调查和报道,逐步揭示出巴黎警察已经把抓人当作一桩生意来做。

一方面,警察的收入与抓捕人数的数量完全挂钩,其工资和奖金会根据抓捕人数数量来发放。曾在175051日抓捕过5个小孩的警察塞巴斯蒂安·勒勃朗后来供认,其薪水是完全按照抓捕的人头数量来支付的:“每逮捕一个人奖励12法郎,其中他需要额外支付雇佣交通工具的费用以及给每个低级警察15苏,甚至有时候他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如此低廉的价格,如此粗暴的奖励机制,只会纵容基层警察变本加厉地抓人。

另一方面,警察通过抓人、放人,除了从警察系统获得基本工资和奖金外,从小孩的父母这里也可以大赚特赚。凡是被警察抓捕的孩子,其父母若想“捞人”,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一定的钱。从《谣言如何威胁政府》一书可以看到,这笔费用多少不等:一个名叫西蒙的母亲,儿子被捕两周后才放出来,为了“捞出”儿子,她花了55苏,额外还有伙食费;另一个裁缝巴舍维利耶,为救出儿子,进门时花了36苏,为放人花了4里弗16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750年代,巴黎警察权的滥用,甚至导致拉贝之死、社会骚乱的悲剧,与当时的警察体制不无关联。

在当时,巴黎警察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系统。一个警察系统隶属于法院,首脑即地方警察局长,往往由负责行政管理的法官担任,警察以特派员的方式在社区存在。如同法尔热、勒韦等所写:“执行法律和镇压犯罪只是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为人熟知,人们在解决日常纠纷时十分乐意向他们寻求帮助。”这个系统的警察与社区居民低头不见抬头见,威望高、口碑好。

而另一个警察系统隶属于警察总长,由警察总长直接录用,不负责具体地区,而负责所有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案件。他们其实也存在于每个街区里,但更多靠无处不在的线人来维持其情报网络,甚至与黑社会等打成一片,打着维持治安的名义招摇撞骗。显然,抓捕孩子的警察们,多出自这个无恶不作的系统。

在拉贝死亡事件中,我们看到这两种警察都悉数登场了。首先,尽管我们对拉贝的真实身份信息所知甚少,但根据一些细节推断,诸如死者拉贝不为人知,地方警察局长亦无法提供有效保护……我们可以认为,拉贝就是后一种警察系统的成员。

其次,拉贝初次被解救后,曾被愤怒的群众押往地方警察局长德·拉韦尔热局长官邸,在那里,德·拉韦尔热利用自己的威信,曾试图安抚公众将之救下,但群情汹涌,最终还是未能拯救拉贝于水火。

再次,拉贝在教堂门口被公众打死后,愤怒的人们还曾将他的尸体拖到巴黎警察总长贝里耶家门前。只是贝里耶成功地从花园逃循,再加上大批警察增援,让这一围困无果而终。

在拉贝死亡后一周,一份巴黎发行的报纸《历史与政治信使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低级警察毫无缘由地在街上绑架儿童,他们的处事方式十分残暴、鲁莽,这引发玛丽桥附近的叛乱,叛乱像闪电般波及圣安东街。叛乱从这两个熙熙攘攘、人口密集的地区扩散到两个毗邻的街区,很快整个城市都卷入其中。”

事实上,如同笔者开头所言,警察乱抓人这种事,早有前科。早在1720年代,随着巴黎城内流浪者越来越多,当局即通过立法授权的方式,给予警察越来越大的权力去抓人。当时赫赫有名的比赛特勒监狱联手其他几个监狱,联手制定需要警方注意的不良分子名单,将私盐贩、诈骗犯、妓女、少年犯等“下九流”人物尽数列上。这些人只要身体健康,随时都可能被警方逮捕,并最终送往殖民地,承担无休止的劳役。

17204月就发生过一起与此有关的骚乱,反对警察不加区分地乱抓人。正如法尔热、勒韦等所写:“人们十分痛恨那些受西印度公司金钱诱惑趋势而随便抓人的警察,他们甚至经常罔顾最基本的司法规定,光天化日之下侵犯普遍的人权。”甚至当时的高等法院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民众有理由憎恨并反对他们,因为这种对于自由的侵犯使得人们一踏出家门,就有被逮捕送到密西西比的危险”。

自那之后,尽管巴黎曾出台系列规定,比如流浪汉被捕后必须接受审问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比如警察只有在警官带队、身着制服的情况下才能执勤,但这些小修小补,丝毫无助于约束警察的暴行。既没有恢复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也没有让抓人上瘾的警察收手。即便30年后,依旧如此。拉贝之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拉贝之死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若不是法尔热、勒韦等著《谣言如何威胁政府》中译本的出版,我们可能并不那么容易注意到这件事。法尔热、勒韦等特别提及,17505月拉贝之死,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过40年的时间。拉贝之死的发生本身就是悲剧,而这起悲剧发生后,官方并未痛定思痛、善加反思,改善治理,而是追寻黑手、寻找替罪羊草草了事,最终与公众离心离德,在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中,王权被拉下了宝座。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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