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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梅贻琦必然走蔡元培的路
2018-01-23 22:08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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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资料图


梅贻琦在西方接触了现代文化,他的朋友都是开现代文化风气之先的那些人,这两条就决定了他不能走张伯苓的路,必然要走蔡元培的路,兼容并包,文科和理工科并重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让人们对清华大学的校史及一些重要人物产生了兴趣。前不久,作家岳南的著作《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出版。岳南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研究,出版的著作有《南渡北归》《傅斯年与陈寅恪》《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事》等,其中《南渡北归》三部曲出版后畅销至今。

在这些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梅贻琦出场,而《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则用近80万字的篇幅,利用两岸清华大学的史料,加上采访、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详细叙述了清华大学的由来以及梅贻琦与清华一生的情缘。最近,就清华大学校史和梅贻琦的一些话题,《法治周末》采访了岳南。

 

搞通识教育,这是他对清华非常大的功绩

 

法治周末:你的多部著作中都有梅贻琦出场,但此番写作《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是作为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专门写作梅贻琦的传记。这两个阶段,你对梅贻琦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岳南:原来的著作,无论是《南渡北归》还是《陈寅恪与傅斯年》《蔡元培到胡适》这些书,梅贻琦都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角,他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在《南渡北归》中,他是主角之一,就是由于他是西南联大的常委会主席。

如果说《南渡北归》是一部史诗性的著作,产生于宏阔的历史潮流,基本概括了整个中国的学术教育界,比如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中央博物院等,那么《大学与大师》这本书只解剖了一个学校和一个人。

通过解剖清华大学和解剖梅贻琦这个人,我对整个清华大学的历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原来说是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一个清华学校,后来又成立了清华大学,但是其中经历过的一些曲折和历程,很多人不太清楚。写作这本书对整个清华大学,包括美国怎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我对这个过程比较清楚,进而对清华怎么从一个筹备处改成学校,然后改成国立大学这段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对梅贻琦而言,通过他的人生,他从南开一直到清华,然后从清华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这个历程我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在书中,尤其揭示了梅贻琦在没有当上校长之前这一段曲折的历程,他受的委屈、他经历的苦难,其中包括清华内部的纠葛、相互之间的斗争。

很多人把清华视为一块肥肉,当时,共有30多人争夺校长职位,相互之间的角逐非常激烈,也非常热闹。要做清华校长,外交部得把住、老师得把住、学生还得把住,这三块都处好了,这个校长才能当上。

我感觉,梅贻琦的人格在他求学读书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他当了清华大学校长之后,面临着教授治校和校长治校的问题,当时的政府明确要求校长治校,但是他要教授治校,把权力放开,确实是他人格的体现。

法治周末: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已经有过很多校长,其中也有很用心做事的,人品也不错,但是都没有梅贻琦做的那么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岳南:首先,梅贻琦搞教授治校。冯友兰引用蒋梦麟的话说,大学有三股势力,两股合力,第三股势力必然失败。梅贻琦搞教授治校,一旦有事的时候,他和教授一联合,学生必然失败。他能够看清这个形势,在他之前也有人看清这个形势,但是不乐意这样做,不这样做就是失败的。

梅贻琦这个人还是比较成熟、比较理性的,他就用这个方法,第一个回合就把学生挫败了。另外,他本身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不贪污、不腐败。看他的日记,每天晚上吃吃喝喝,但没有往兜里塞钱。同时这个人理性,很清醒,一般的事不吭声。

第二,搞通识教育,这是他对清华非常大的功绩。

第三,他对各个方面关系处理的很平和,而且他没有多少私心,他没有一上来就组织自己的势力,原来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把事干好就好了。这样,就没有人反对他。

 

“我的办学理念就是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

 

法治周末:你在书里面写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梅贻琦出身南开,是张伯苓的弟子,但是办校理念继承的却是蔡元培的办校理念,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岳南:我写完《大学与大师》后,将书稿给清华大学校友、南加州大学教授秦泗钊看,他打了一个问号:你怎么说梅贻琦是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办校呢?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他在日记中提到,“我的办学理念就是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这些话是1946年讲的,我写的是他1931年当校长之后就这么办了,中间差了十几年。为了打消读者的顾虑,我就专门在这儿加了一个小注释:他曾在日记中说过这句话。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毕竟是一个私立学校,钱少,所以比较抠,在花钱少、还能够招人的科目上,有一点投机的心理。国立学校就不一样了,要为整个国家考虑,为这个学科对人类的发展考虑,当然心胸就要开阔。一个人所在的位置不同,人的格局和胸襟就不一样。

另外,梅贻琦在西方接触了现代文化,他的朋友都是开现代文化风气之先的那些人,这两条就决定了他不能走张伯苓的路,必然要走蔡元培的路,兼容并包,文科和理工科并重。

还有一条,他在美国当留学生监督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教育部长。当时,中国留学生已经派驻在美国的很多学校,他经常要跟美国教育部官员沟通,一起吃饭、一块谈事,这种接触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总之,这几点促使梅贻琦以自己的独特风格执掌清华。要是没有这几点形成不了梅贻琦,那就形成不了清华当时兼容并包的教育。

法治周末:但在《大学与大师》里提到,他晚年在台湾重新办清华大学的时候,是先从原子能研究所开始办的,放弃了人文社会科学这块,主要是什么原因?

岳南:梅贻琦在台湾重新创建清华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放弃文科?因为梅贻琦先生当年留学的时候,本身是学理工科的,他弄不了文科,他可能跟理工科的人走得更近一点。而他在美国接触的那些人,像吴大猷等全是理工科的。上世纪50年代,去过美国的那一批人,都已经投奔到台湾大学去了,后来人家又创办了文化学院等,他没有空间,没有办法了。他只有办这个研究院,是别人不能竞争的。

法治周末:此前梅贻琦执掌清华时,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很发达,在当时也是大师云集。一般来说,理工科出身的校长,更容易忽视人文社会科学,但是梅贻琦非常重视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这里面有什么原因?

岳南:梅贻琦在美国留学、做留学生监督的时候已经看到,无论是理科还是工科,没有文科仍然是缺一条腿,必须文理并重,美国教育基本上是这样的形式。

梅贻琦已经看到了南开的不足,那些优秀的文科教授都跑了,张伯苓问考古学家李济说,你搞人类学有什么用呢?李济说,什么用也没有。结果李济离开了,后来像吴大猷、饶毓泰等搞物理学的都从南开跑到北大、清华去了。

此后,何廉取代张伯苓当了南开的代理校长,他和张伯苓的关系很好,但是何廉还是说:我这个老师很好,但脑子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梅贻琦跟何廉、李济等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当然知道文科的重要。

梅贻琦文理并重,后来很快就看到了成果。他很快就看到了南开的衰落。这证明梅贻琦的路子是对的,他有可能吸取了南开的教训,吸收了美国的经验。

 

西南联大的成功,梅贻琦功不可没

 

法治周末:在你的书中,很多被赶走的校长不是得罪了教授,就是得罪了学生,但梅贻琦既得到了教授认可,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其中原因何在?

岳南:我写《大学与大师》的时候考虑了很长时间,梅贻琦之前的十个校长写不写?写梅贻琦传扯那么远,扯前面十个校长干吗?如果不写的话,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如果我一开始就从他当了校长开始写,就没有一个对比。

拿梅贻琦之前的清华校长来说,像周诒春还不错,但是毕竟老了,这个人得罪了当时主管清华的外交部,后来他就走了。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很霸气,要把校长变成“二把手”。

梅贻琦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他和教授合作,加上他洁身自好,不拉帮结派,到了1931之后,清华已经没有帮,没有派了。此时,清华培养出来的学子都从美国回来,到清华任教了。梅贻琦出身南开,也是清华留学生,这种先天性的优势,使他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他不会人为分这个派、那个派,无事找事。

他就任清华校长之后,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子,不贪污,而且洁身自好,没有拉帮结派,有什么事叫大家一块开会,民主决策。所以说那会儿教授会也支持他,他不会为了得罪教授会,去讨好某一个人。但是前面几个校长,宁可得罪教授会也要把某一个人提上来,这就是梅贻琦能够在清华校长位置上待住的原因。

法治周末: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这一成果与梅贻琦有直接的关系。当时西北联大、东南联大都没有成功,但是西南联大成功了,这里面梅贻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岳南:我想梅贻琦的人格力量还是伟大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梅贻琦兢兢业业,维持三校的平衡。以人员比例来说,当时清华最大。三校联合,不能让清华感觉到吃亏,又不能让那两个学校觉得压倒了它们,这个事情平衡很难。所以因为这个当时的西北联合大学还有东南联合大学都跨掉了。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搞得很好,这个学校去个教务长,那个学校去个训导长,各个系主任基本上匹配的都很好。唯独一个经费问题比较麻烦,因为清华本身有钱,北大和南开还得指着国民政府拨钱,事实上他们就产生了矛盾。

我感觉到,梅贻琦这么多年来已经做到了极致。最后,梅贻琦还是维护了大局,但也没有光听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话。对于陈立夫想控制西南联大,搞党化教育,尽管梅贻琦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是他还是顶住了。

法治周末:你在书里面提到一个细节,陈立夫在教育经费上搞平均分配,这对西南联大非常不利,因为西南联大是三所大学联合在一起。陈立夫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岳南:因为陈立夫不喜欢西南联大,他的势力不但没有打进去,还被西南联大教训了一顿。作为教育部长,有一些事也不见得是多么刻意的打压,事实上,相当于西南联大吃了一个哑巴亏。到西南联大后期,清华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机器制造一点小商品,公开打着清华服务社的牌子做生意,一个是想赚点钱,第二就是对抗陈立夫。

 

他们是儒生又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主人

 

法治周末:梅贻琦对政治也不完全是隔绝的,他觉得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把专业学好了,报效国家,他主张的是这种报国方式。抗战时,他也支持很多学生参军,给美军做翻译。他这种爱国心,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理性和广阔的爱国主义,你对此怎么看?

岳南:梅贻琦对国家是非常爱的,他爱的不见得是国民政府那批人,像傅斯年就说,目前只有国民党有力量组织政府,这是第一。第二,我支持政府,并不是代表着我支持贪官污吏。在那个年代,梅贻琦等很多人跟傅斯年的心理差不多,只是他没有写出来,傅斯年写出来了而已。

其实,他的政治立场,从1931年他当校长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他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引用过孟子的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还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已经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像鸟恋巢一样,他这个人恋旧,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所以最终还是去了台湾。

法治周末:晚年的梅贻琦真的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谋权,他也没有为后人谋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自己没有任何积蓄,生活都困难,老伴韩咏华在美国为了生计,62岁了还出去做工。梅贻琦住院后,病房和胡适挨着,两个老朋友互相安慰,结果1964224日胡适先去世,3个月后梅贻琦去世。而胡适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财产。你认为,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民国这一代知识分子?

岳南:这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晚清,然后就是北洋和民国时期。他们有一种民族情绪,这种情绪一个是恨晚清,恨清政府这么软弱无能。同时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崛起。随着晚清的崩裂,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们把自己作为新的国家的主人,它的宪法和条例保障公民权利,他们都觉得改天换地。所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非常热爱。

另外,他们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儒生,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儒家提倡忠君爱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君不在了,国家还在,他们爱国是正常的。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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