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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律师的法律援助
2018-01-16 22:03 作者:程骞 来源:法治周末

 

程骞

民国律师热心参与公益活动者不知几何,如沈钧儒、章士钊、史良、吴凯声等均有为人义务辩护,施以法律援助的事迹。曹汝霖在其自传中回忆自己担任律师之初,酬劳多少悉听当事人之便。他曾为一死刑犯上诉,结案后,被告全家老小来到曹汝霖事务所中磕头致谢。曹汝霖见他们贫困,因此并没收取费用。

民国时出版的司法文书辑录《刀笔菁华》也曾收录曹汝霖在外游玩时主动施以援手的“周氏姐妹案”。除了为贫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民国律师往往还通过个案的援助追求更加广阔的价值目标,他们或据以维护政治异见,或宣扬新兴价值,或试图影响公众舆论,或尝试改变政府行为。

在伸张宪法权利方面。1919年,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一文,以家谱的形式戏说当时当政的安福系要员。该文将安福系干将徐树铮设为谱主,安福系首脑段祺瑞设为其父,将日本人设为其祖。其他政府要员列为子孙。

此文出后,北洋政府大为恼怒,只因《民国日报》设于租界,无法直接治罪,于是只好将报社主事者邵力子、叶楚伧告至会审公廨。律师林百架为邵、叶二人辩护,在法庭上力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政府,乃是宪法所承认的权利,表示被告的文字只是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对政府的政策进行善意的批评,当为法律所许可。

在保护民主力量方面,北京律师刘崇佑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爱国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援助。19198月,因对“五四”运动态度不同,北大部分学生发生冲突,相互指控,是为“北大学生互控案”。在此案中,刘崇佑义务代表支持“五四”运动一方的11名学生出庭辩护,主张惩罚并非教育手段,学生应当安心学习,而不应投之监狱。最后所有学生均得当庭释放。

这些均是民国律师个人自发开展法律公益活动的例证。然而,在民国律师的公益法实践中,还有另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方面,即法律扶助会的建立。这一组织经若干律师主动倡导数十年,由政府接受,继而又以正式法律制度的形式成为各律师公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体现了民国律师公益法活动的制度化历程。

法律扶助会在民国律师群体中兴起的首要原因在于,他们普遍将对穷弱人群的法律援助视为履行律师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比如,1924年王凤灜在《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律师对于改良司法之任务》中指出律师对于社会负有任务,他认为“律师宜自动地为救助行为,其方法为何?即组织律师援助会The Legal Aid Societies是也。律师执行职务,与他种操业不同,其目的在谋社会公利,非专为个人营业。”

《三民主义半月刊》也刊发文章《律师应有之责任》,指出律师为社会服务、尽国民天职。这种观点也获得律师公会的赞同。天津律师公会在贫民法律扶助会成立大会的请柬中写到:“本会负有维护法律之使命及保障人权之职责,故对扶助之件,应尽全力。”

此外,法律扶助会的成立也颇受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不少民国律师曾于海外留学,即便纯由本土培养,接受西方法律思潮影响、接受西式法律教育的亦不在少数。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传统对很多律师而言并不陌生。比如,东吴大学就引入了美国法学院的“法律救助社”。

民国律师在倡导法律扶助会的时候,多援引其他国家的成例,以为张目。张蔚然1933年在《法律评论》发表的译述文章《欧洲各国法律扶助事业之一瞥》,介绍了法律援助在欧洲的实施情况。为了推动民国官方认可、接受法律扶助会,刘陆民更是以《律师职务之社会化与世界法律扶助制度》一文,引介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十余个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以证明这一制度的普及。

民国律师公会对此亦表示认同。全国律师协会在发起贫民法律扶助会时,表示“鉴于世界各国,多有贫民法律扶助制度,我国需要此项制度尤为迫切。遂提倡由全国各律师公会,组织贫民法律扶助会”。而闽侯律师义务辩护会成立之时更是直接被认为是仿照欧美刑事义务辩护会及辩护互助会而设。

虽然民国政府在1912年的《律师暂行章程》、1914年的《核准指定辩护人办法令》等法律文件中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指定义务辩护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受益人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律师处于被动指定的地位。从1924年开始,民国若干地方律师公会开始发起志愿性质的法律援助组织,以期鼓励律师为需要帮助者主动提供更加广泛的义务服务。

1924年,上海律师宋士骧等发起组织上海律师援助会,筹备处设于英租界北京路锦秀坊扬州八邑同乡会内。入会者包括沈祖棻等数十人。1925年,重庆律师公会会长谢从根发起成立重庆律师援助会。同年,闽侯律师公会陈冠鸿、沈孝祥等人发起成立闽侯律师义务辩护会。

律师公会在自发成立法律援助组织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政府对此制度的支持。193312月,中华民国律师协会举办执行委员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向各律师公会发函,提倡统一组织贫民法律扶助会。该议获得司法行政部批准,通过《附设贫民法律扶助会暂行规则》,规定贫民法律扶助会的任务为向贫民解释法律疑问、证明法律关系、办理诉讼事务。上海、青岛等律师公会纷纷回函响应。其中上海律师公会于次年16日成立贫民法律扶助会,选举沈钧儒为委员长。

此后数年间,贫民法律扶助会获得政府认可,但并非强制性要求,各地方律师公会的态度与表现参差不齐。至1941912日,司法行政部公布《律师公会平民法律扶助实施办法大纲》,将“贫民法律扶助”改为“平民法律扶助”,对这一制度形成了正式规范。

1941年正处抗日战争期间,但司法行政部对于推行平民法律扶助制度不遗余力。该部不仅陆续公布了若干律师公会的《平民法律扶助实施办法细则》,以供其他公会借鉴学习,还对久不制定细则的律师公会施以警告。经过政府的强力推行,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在各地方律师公会中得以广泛执行。法律扶助制度因律师群体的主动倡导和政府的强势推行,终于在近代中国正式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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