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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位“慰安妇”: 内心没有融化的冰疙瘩
2018-01-16 21:22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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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最后,大妮穿上了她80年前出嫁时穿的红棉袄,鼓起勇气到丈夫坟前祭奠,她一边走,嘴里一边念叨着,“宝生,打春了,宝生,打春了”。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120日,大寒。这是全年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刻,熬过严寒,下个节气便是立春。

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一部名为《大寒》的电影上映了。这部电影以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人张双兵的视角徐徐道来,讲述了一位抗日战争期间被强征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的悲惨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带给她一生的伤痛。

整部影片采用了纪实与剧情双线索的方式,用张双兵的讲述串起了过去与现在。在这部电影中,张双兵本色出演,并旁白纪实讲述。

1982年开始,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乡村教师张双兵,因为一次偶然的家访接触到“慰安妇”,从此开始走上这条艰辛的道路。从1982年到2018年,当年的年轻后生已经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36年如一日,张双兵坚定地要为他调查过的127位受害老人讨个说法,然而直到今天,这个心愿还没有完成。

在为电影奔波宣传的日子里,张双兵在微信朋友圈留下这样一句感叹:“哪一天才能如愿,为了苦难的那么些死去的受害者。”

张双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而127位老人也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相继去世,目前在世的仅有1922年出生的曹黑毛老人,她今年也已经96岁高龄。张双兵在一声叹息连着一声叹息中,选择继续坚持,“36年前办的这件事情,是我自找的”。

 

让这些冰疙瘩不仅靠自己的体温融化,还要靠大家的爱融化

 

棺盖落下,铁锤将钉子一锤一锤地钉了下去,张双兵曾经寻找到的“慰安妇”老人又走了一位。

《大寒》的开头便是张先兔老人的葬礼,20151013日,最后一位实名诉讼日本政府,要求其公开谢罪、赔偿的日军暴力性侵受害者——“慰安妇”张先兔在盂县西烟镇西村家中病逝,终年89岁。

随着老人们年事渐长,送她们走,为她们主持葬礼,了解、记录、共同回忆甚至感同身受“慰安妇”老人一生的痛苦,这样的事情张双兵几乎年年都在经历。《大寒》的导演张跃平也是山西人,十几年前当他通过一部纪录片认识了张双兵。了解了张双兵的故事时,他就想着要拍一部关于张双兵、关于“慰安妇”老人的电影。张跃平多次提到他是被张双兵所感动的,“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向张双兵的坚持致敬,支持他把官司打下去的信念”。

相识十几年的时光里,张跃平眼看着张双兵从一个原本健谈的人变成少言寡语之人。在这期间,他的头发也早早花白,皱纹慢慢爬上脸庞,变成深深的沟壑。张跃平曾经问他:“老人们走了,官司输了,你心里难过不?”张双兵回答说:“难过,甚至想过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是张双兵明白,他死不起,因为身上背负着太多老人以及她们家人的期望。

在电影中,张双兵有几场痛哭流泪的戏,都是在得知官司输了以后。每次收到败诉的消息,都是他最难过、最绝望的时刻。

“他这么多年做这件事的经历,让我深深敬畏。这种敬畏让我冲动,我想用电影的方式反思那场战争,铭记历史,祈愿和平。”张跃平说,“拍摄这部电影并不是想呈现更多的苦难和屈辱,是想让这些慰安妇老人以及张双兵心里的苦难能够抒发出来,让这些冰疙瘩不仅靠自己的体温融化,还要靠大家的爱融化。”

从电影筹备拍摄到最终上映,《大寒》电影团队用了整整6年之久。题材敏感、没有明星演员、没有资助等,每一条都是摆在这部小成本制作电影面前的难题。纪录片导演出身的张跃平第一次拍摄电影,又是“慰安妇”题材,他的压力无形中不断增加。“我的追求,是想让每一幅画面都成为历史的记忆,所以必须让这部片子成为一部‘完美’的作品,能够拷问人的心灵。宣泄苦难不是我的本意,我要做的是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真实。”

在拍摄的过程中,张跃平就一再强调,要真实地表达,要用电影镜头表现和感受老人们把伤痛的冰疙瘩放在心里面,用一辈子独自化冰,用体温来融化的过程。历时6年,在好心人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大寒》终于完成了制作。

112日,在10部商业片的夹击中,《大寒》上映。为此,张跃平也十分担心,“现在的贺岁档很可怕,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挺过这真正的‘大寒’。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发自良心的创作”。

平日里繁忙的张双兵,也放下手中的工作,随着《大寒》团队奔波在宣传电影的路上。当然,作为电影的主演和“慰安妇”问题的调查人,张双兵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和失望:“像万达这样大的院线都没有排片,这样其实只有很少的一部人能看得到这部电影,结果不是很理想。”

 

桃园村“不干净”的女人

 

《大寒》的故事发生在桃园村,据传当年三姓人家都看上了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宝地,便落户于此,取名桃园村。

而这个地方也是真实存在的,电影制片主任韩正东介绍说,电影《大寒》摄制组查阅了当年的资料和记载,经过严谨认真的调研,将实景拍摄基地确定在盂县北部山区的梁家寨乡桃园村。桃园村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多处当年的历史景物,非常真实,和电影纪实风格一致,另一方面,当年日军确实曾在这里犯下了包括强征“慰安妇”在内的严重罪行。

所谓的“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女性。据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女性被日军强逼为军事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

而山西,是“慰安妇问题”的重灾区。以张双兵的调查为例,山西盂县进圭社据点最多时抓去的女性达到十六七人。她们少则关押十多天,多则关押一到两个月,特殊情况也有一两年的。如果以每个据点每次抓捕5名到6名女性、每20天换一批计算,一年内在一个据点沦为“慰安妇”的约有100人左右,以一个县10个据点计算,则至少是1000人。

电影《大寒》中的大妮、二妮,还有没有名字的女人,就在其中。张双兵说,《大寒》并不仅是大妮的故事,她融合了几位“慰安妇”老人的经历——当然,这也并非仅是几位老人的故事。

电影中,大妮的女儿小雪再次被退了婚,对方的父亲气冲冲地离开了小雪家。“啥人家这是,走,老子还要这张脸呢。”他甚至扔下了提亲的彩礼,“进了她家的东西谁还要了。”这一切皆因为小雪的母亲大妮曾经是一名“慰安妇”。

“当初你就不该把我从野地里捡回了,死在野地里,也比活在这个家强。”小雪的母亲大妮面对女儿的指责,捶打着自己,哽咽地喊出:“是娘不干净,是娘不干净。”

1938年,冬至。崔大妮嫁到桃园村一年多了,有孕在身的大妮天天坐在院子里,做着给未来娃娃的虎头鞋,等着丈夫做工回来。在她和她的男人宝生心里,幸福的生活正在展开。

此时,日军侵占了桃园村,并在此设立了治安村和据点。村长梁长贵几乎天天讨好日军,为的是桃园村不受侵害,他和他的家人不受侵害。日军翻译向他提出了要求,让他在村里找“花姑娘”。

逃难而来的大妮妹妹二妮被村长梁长贵送入了日军的虎口。大妮冲到日本军营救二妮,结果也身陷魔窟。长达几年的日子里,她们被困在日军的据点里,遭受凌辱。随后村里更多的女人被强征为“慰安妇”。

二妮怀孕了,被日军放回了家,藏在各处的乡亲们突然冒了出来,歧视和谩骂着怀了“孽种”的二妮。用擀杖撵肚子、在寒冬里泡冷水,二妮用尽各种方法想要打掉肚子里的“孽种”。最后在绝望之中,二妮选择了跳崖,跳下悬崖的那一瞬,只有辫子上的红头绳在风中飘荡……

在张双兵的调查中,也有怀了日军孩子的“慰安妇”,把孩子生下来后,就在河边把孩子摔死了。

大妮在日军无条件投降后,被放了回来。此时,她那被日军扔进河里的丈夫宝生,已经是一名抗日烈士。在村里隆重地为宝生送葬、立碑的时候,大家没有让大妮去,因为她是“不干净”的女人。

大妮就常常隔着深深的沟壑,望着丈夫的墓碑,她一直记得,宝生说过,“活着”。

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张双兵听的时候,老人砰地一声将屋里的灯关了,在黑暗中哭诉着。这也是张双兵的亲身经历,老人直到半夜,才决定开口,张双兵就陪着老人等,在黑暗中,老人一边哭一边说,张双兵就一边听一边哭。

直到50年、60年甚至70年以后,“慰安妇”的痕迹还是紧紧地跟随着她们,甚至影响着她们的下一代。

大妮的女儿小雪最后远嫁他乡,与一个大她20多岁的钉鞋匠结了婚。小雪一再希望张双兵不要打扰母亲的生活,不想别人再对她的家指指点点。

张双兵知道,她们其实想说,想把内心痛苦倾诉出来,只是一直不敢说。张双兵为了等遇到的第一位“慰安妇”侯冬娥老人开口,用了整整10年。

 

跟那些老人一样,没法诉说啊

 

当年轻大妮的扮演者许薇去看望“慰安妇”老人的时候,以为她们的情绪会十分激烈,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们异常的平静。“拉着手,就像是话家常一样,淡淡地讲述当时的经历。”即使现在提起来,许薇还是忍不住地红了眼眶。

张双兵说,因为老人们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演员们去见老人的时候,问老人们,这些演员像不像年轻时的她们。张先兔老人说:“我15岁就被抓进去了,我们太苦了,你们不能,不要像我们。”在近两个月的拍摄过程中,这个剧组几乎没有笑声,大家都在那种悲痛、愤慨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扮演老年大妮的鲁园,今年也已经90岁的高龄,在电影宣传期间,她拄着拐杖坚持到场。这是她站着拍完的最后一部戏,“我觉得值得。从导演给我剧本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拍这部片子,因为我算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多少妇女惨遭毒手,所以我翻一页剧本,都会泪如雨下,当时我就想了,为了拍这部戏,哪怕瘫了都行”。

而这其中,最难的无疑便是张双兵。张跃平导演坚持让张双兵本色出演,因为,张跃平知道,张双兵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感受不是演员所能演绎的,“我需要的是真实,这么多年,他凭着良心为受害老人讨回尊严和名声的心路非同一般,不是表演能够再现的真实和生动。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我们都应该记住我们中间曾有过这样一个人,做过这样一件事”。

在谈及这部电影的时候,张跃平总是把更多的关注给予张双兵。

1982年,当小学教师的张双兵,在家访的路上,见到了他接触到的第一位“慰安妇”——山西盂县高庄村侯冬娥。张双兵从旁人口中知道了老人的经历,曾经因美貌被称为“盖山西”的女子,嫁给了现在残疾的丈夫,因为她是“炮楼里的女人”——那是当地人称呼“慰安妇”的方式。

此后,张双兵一共调查了山西的127位“慰安妇”老人,这些老人并不难找,因为村里年长些的人几乎都知道她们的经历,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熟悉,让老人们在村里抬不起头。为了躲避他人的眼光,这些当时被称为“日本娘”的受害者,有的选择远嫁他乡,有的举家搬迁,或者一些人根本没脸回到自己的家。

她们的晚年就更加艰难,张双兵说:“就我的调查来看,有五分之一的人失去了生育能力。在现在还需要子女养老的社会,这对她们是非常痛苦的。很多老人的晚年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没有人伺候她,没有人给吃穿,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因为没有吃、没有穿,活活给冻死、饿死的。”

1995年起,在张双兵的帮助下,盂县共有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分三批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日军的罪行道歉,并进行赔偿。

当时的张双兵信心十足,因为日本的援助律师说,几个月,最多一两年就能有结果,肯定能胜诉,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几次的开庭,情况一次比一次悲观。直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理由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当初提供帮助的近200位日本援助律师,也只有5位还在和张双兵一起坚持。

2015年,随着张先兔老人的离世,曾经赴日起诉的老人都已经离世了。一次次的败诉,也让张双兵十分痛苦,“跟那些老人一样,没法诉说啊”。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张双兵酒量越来越大,烟也越抽越多。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到大河边上流泪,就这么在痛苦和承诺中坚持了36年。

在电影的最后,张双兵调查过的127位老人的名字被一一写出,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有一个黑框,表示她们已经离世,最后只有还健在的“曹黑毛”老人的名字没有黑框,显得格外珍贵。

饱经风霜的曹黑毛老人对着镜头说:“官司赢不赢吧,都死了,娃子们,以后可得把咱家的门看好了,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张双兵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受害老人们在走的时候能还她们一个公道,让她们抬起头来活上几天。虽然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张双兵仍在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努力着。他相信,总有一天能够等来日本政府面对事实的勇气,等来应该的道歉。

影片的最后,大妮穿上了她80年前出嫁时穿的红色棉袄,终于鼓起勇气到丈夫坟前祭奠,她一边走,嘴里一边念叨着,“宝生,打春了,宝生,打春了”。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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