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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四十载:谢望原的敬畏与信仰
2018-01-02 21:29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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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望原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1977年到2017年,刑法学家谢望原教授已经在小小的三尺讲台默默耕耘了40年。

2017年岁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专门推出了《刑事政策与刑法专论》《不一样的辩护》《刑事法学的现代课题》3部著作,分别从学者、律师、教师三维视角对谢望原教授执教40年作了总结与回顾。作为刑法学者,谢望原认为,刑法学的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兼收并容的,同时应该注重刑法知识的实践运用;作为律师,他深感“律师工作之难,律师责任之重,律师使命之伟,律师工作之慰”;作为教师,他对学生言传身教,授业解惑,其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教态,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法律出版社副编审杨大康称,谢望原教授是法学界既玩转学术,又精通实务,还熟知互联网的“三栖”法学家。近日,法治周末记者对谢望原教授进行了专访。

 

从最初的文学青年梦想转变到对法律的信仰

 

法治周末:从1977年开始当英语教师,后来改学法律成为法学教授,2017年正好是你从教40周年,《刑事政策与刑法专论》《不一样的辩护》以及《刑事法学的现代课题》3本著述是你有意对这些年执教的一个总结吗?

谢望原:肯定是有这个意思。一个原因是,近几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感到研究的压力越来越大,希望在还能有效工作的时间内,把手头应当做完的事情尽快做完做好。同时考虑到2017年我从教正好40周年,决定就把精力集中在“刑事政策与刑法”“刑事辩护”这两个问题上,主要是出了两本书。《刑事法学的现代课题》那一本文集,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们的研究成果汇集,不能算是我的成果。

《刑事政策与刑法专论》,实际上是把我从2000年以后的一些有关于刑事政策的思考进行了梳理,根据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发展和变化,把2000年以来发表过的部分文字以及部分没有发表但给博士生、研究生讲过的讲义,重新作了系统化认真梳理、修改完善与内容增删,形成了这样一本47万多字的专论。

另外,自1992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兼职律师资格以来,在过去的25年中,教学研究之余,我承担了一些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辩护任务,其中不乏社会关注度高的敏感案件。《不一样的辩护》就是把自己从2000年以后做兼职律师的30多个经典案例进行了梳理和修订完善,最后就形成了一本刑事法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经验性著述。

 

法治周末:最初你是做中小学教师,而且教的是英文,后来为什么会转而学习并教授法学?

谢望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在高中教过8年的英语。那一段时间,国家的法治环境开始逐渐恢复,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所以当时的整个法治环境开始明显转好,那个时期的法治思想是积极活跃的。

此外,我在高中的时候教过很多学生,其中许多学生到武汉大学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等学习法律专业,我经常请他们给我提供一些有关法律的信息,购买一些有关法律的书籍等。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到,中国很快就会进入法治化时代,所以自己的兴趣,就从最初的文学青年梦想慢慢的转变到对法律的兴趣和信仰方面来了。

在我看来,学英语、教英语,讲得再好也只是个工具,而人呢,总是有一种追求新奇的本能,还有一个就是要自觉地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国家需要法治建设,国家法治建设需要人才,那么就应该从这个方面投入精力,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国家需要你,同时也能为你的发展提供舞台。事实证明,我们国家对法治越来越重视,法律人才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前途。

 

中国整个法制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刑法史

 

法治周末: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国家的法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你为什么会选择刑法专业?

谢望原:因为我自己对刑法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刑法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整个法制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刑法史,它有源远流长的法文化根基。从秦代以来,中国最完备的就是刑法。阅读历史典籍的时候,涉及有关法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刑法问题。所以我是受到了这些方面的影响,渐渐对刑法产生了兴趣。

后来在研究学习法律著作的过程中,感觉到刑法体系结构完整,刑法理论逻辑严密,自己对这个方面更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至今还是认为法律理论,特别是中国的法学理论,最成熟最严密的还是刑法学,特别是刑事实体法学在国家和社会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刑法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要学好刑法学,必须有非常好的哲学基础,而这一点正好和我以前对哲学的兴趣不谋而合。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刑法,会觉得奥妙无穷。

 

法治周末:你在法学研究中一直强调“刑法学研究的极致就是哲学”,尤其是你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价值哲学理论研究刑罚基本理论的专著——《刑罚价值论》,哲学为什么对刑法如此重要?

谢望原:刑法的根基是奠定在哲学思想之上的,我一直认为刑法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认为除了研究刑法之外,还必须研究相关的哲学问题。同时要自觉的运用哲学思想、哲学理论,来研究、探讨和解释刑法问题。比如,刑法涉及到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故意与过失、刑法因果关系、刑事责任,还有刑罚理论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哲学问题,或者说都是一些法哲学问题,所以不去研究哲学问题,就刑法论刑法,做纯技术性探讨,其实很难把刑法理论研究得深透,更难以向深度和广度进行拓展。

 

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对法律和法治的敬畏之心、信仰之心

 

法治周末:2017年是你从教40年,作为一位法学教授,你认为在当下法学学者的使命是什么?

谢望原: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对法律和法治的敬畏之心,信仰之心,故而应该有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或公平的执著和追求。从人类有史以来的治国经验来看,依法治国应当是最为科学合理的治国方略。当然一个口号喊出来容易,把它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去,这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

作为一个法学教育工作者,在职业法学教育生涯中,应当以自己对法律敬畏与信仰的良心和良知,以自己对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向学生传达一种正确的法律观,贯彻法律至上的理念,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应当告诉学生,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做人。

当然,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当认真的研究和掌握自己专业领域的法学基本理论,还必须严密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刑事法律问题,应该有高度的关注,同时应该有较好的洞察力。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理解和解决这些刑事案件或刑事问题的思路。当然,这不是说要用自己的思想或观念去干扰和影响司法,而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某种看法和思想,我想这对于推动刑事问题的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

 

法治周末:你出版的《不一样的辩护》是你这些年来做刑事辩护律师的一些经典案例,在法学教授当中,同时做好本职教学研究工作和兼职刑事辩护工作的学者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谢望原:我个人对律师工作确实也有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参与刑事辩护进一步了解司法实务问题,为自己的教学研究积累一些实务经验。作为一个刑法学者,必须密切关注和参与刑事司法实践。

在我看来,从事刑法学教学,不能仅仅是在课堂上简单地向学生传授刑法学书本知识,还必须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处理有关刑事案件,这正如一个医学教授他必须既能在教室里讲授医学知识,又能够在医院里给人看病一样。事实上,刑法学者参与刑事辩护实践,对于了解刑事司法实际,积累教学经验,深化刑法专业教学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每年可能办一个或顶多两个案件,而且大都是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通过亲自去做这些大案要案的刑事辩护,全面参与刑事司法的实践过程,从公安机关、反贪机关的立案,一直到检查机关的审查起诉,再到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整个流程多次参与,通过反复的刑事辩护实践,能够积累大量的刑法案例,同时也能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全面具体的了解。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做律师这是没面子或丢身份的事情,在做律师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过比较难堪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在讲课的时候,用亲手办过的案件来教授学生,比书本上的案例,效果会更生动,也更有意义。

不过话得说回来,我就是个教书匠,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做答疑解惑、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进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周末:你是1987年才如愿进入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读书历程比较坎坷,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知识氛围?

谢望原:那个时候还是挺好的,上世纪整个80年代,大家对学习是非常珍惜的,特别像我们这些人,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父母还被错划成“右派”,小学其实也就上了三四年,再加上我这种特殊的经历,没有上过法律本科,那个时候我对学习机会是非常非常珍惜的,3年研究生期间除了读书就是读书,还发表了10多篇论文。

其实,不光是我,当时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都是非常好的。那个时候招生少,中南政法学院当年总共才招了20多个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博士,而全国的法学研究生估计也就两三千人,因此是极其珍贵的。

 

法治周末:有人说,目前中国法学家的中坚力量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你怎么看这一代中间力量?

谢望原:目前法学教学研究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出生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也正开始崭露头角,处于上升期。

也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他们较少一些浮躁,更多一些沉稳。

 

法治周末:你觉得这两代法学力量之间有什么不同?

谢望原:我们那一代人,多数学者确确实实是有家国情怀的,对国家的法治一定会有独立思考与执著的追求,绝大多数都会有这种信念,同时我也相信,可以说大家坚定不移的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到一条真正的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去。

当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也是充满希望、值得信赖的一代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比我们要好,对国外的法律制度、理论有更好的研究和了解,再加上对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和法律知识的了解,他们一定能够提出对法治建设更有价值的学术见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实际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因为他们在受大学教育的时候,都是1940年代、1930年代出生的(甚至还有1920年代的)那些老师教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极富使命感,但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所学的法学知识相对老旧。

这一批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一个薄弱的环节,他们当中真正在国外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非常少。七八十年代这一批学者则不同,现在,没有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习研究背景,甚至没有在国外一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不可能进入到一些优秀的法学院的。我们应该相信和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一定是一代强过一代,这是必然的,否则社会历史就会倒退。

 

法治周末:你在法学界也已经有30年的学术经历,学术、实务都有丰富的经验,你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会是一个怎样的趋势?

谢望原:这肯定还是值得期待的,特别是十九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同时我也注意到中央要成立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肯定是福音。再加上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好,也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正如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现在对于民主和法治的渴望,应该说也越来越强烈,这应该引起政府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再加上大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无论从政治、经济、法治建设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进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责任编辑: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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