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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工写作:记录她们对尊严的向往
2017-12-14 10:46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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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途在她的采访对象丽英的出租屋里与之合影。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2015年,吕途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搬到了平谷区的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并在这里写作、教学、种地。

吕途认养了一些桃树,为了保证树上结的每一个桃子都是自己劳动的结果,她专门用栅栏围了起来,禁止外人进入帮忙,除草也不行。当然,她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为工人写作。

齐刘海、随意扎起的马尾,这么多年,吕途的发型未变、温暖的笑容未变,当然一直关注工人的目光也没有改变。

吕途曾经陆续出版过《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她一直强调这些书是写给工友的,让他们从中发现自己,改变自己,寻找自身的力量。

近期,吕途出版了“中国新工人”系列的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为女性工人立传。吕途说:“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要求的。”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把《女工传记》称为一本另类编年史,她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到: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

 

写一本关于女工的书

当接受访谈的女工听说吕途要将她们的故事写成书,常常会客气又真诚地说一句:“写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自己的生活很了解,这些故事天天发生在身边,又能怎么样呢?写了我自己都不愿意读。”

吕途喜欢读人物传记,也曾读过许多女性人物的传记,比如萧红、丁玲等人的传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转身看看堆满图书的书架说道,“但是你要想找一个他们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的故事,却不大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后来吕途发现北京大学教授佟新,在书中会通过女工的故事阐述一些问题,即使是短短的篇幅,也使这些女工有着很鲜活的形象。

吕途认为,即使“写本关于女工的书”得到的反馈常常是消极的,工友们不明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她依然认为有为工友写作的责任,“了解100年前或者60年前出生的女工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对她和她那个时代有没有意义?对今天有没有意义?我认为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历史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记述今天的女工故事,这也是为什么起书名为《女工传记》”。

为此吕途访谈了将近100名女工,最终收录到《女工传记》中的共有34个故事。吕途有意将书中每篇故事的字数控制在万字以内,平均5000字左右,尽管很多故事的访谈笔记超过了5万字。因为这是给工友读的书,而5000字对工友来说读起来不算太费劲。

从最初开始写《中国新工人》,吕途的想法就是为工友而写,让他们通过对自己个体经历的反思而觉醒。吕途说,这3本书其实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不是因为有人要求而写,而是面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应该要写出来”。

中国经济的崛起造就了一个新群体——新工人,他们更多的被称为“农民工”,因为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出版,让新工人这个词汇成为探讨新时代打工群体的一个重要概念。吕途把新工人理解为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

2013年,当她看到两亿多的打工者从农村来到城市,面临着城市待不下却也回不去的迷茫时,她认为打工群体需要对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于是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2015年,吕途出版的《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则是为了探讨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她期望这个群体中的个体能够有所思考,并建立起劳动价值观,否则这个群体没有出路。

这些年来,吕途心中一直有一个目标,“我不知道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我很想为工人写作,不是作为研究,真的就是为了工人写书”。吕途坦言,第一本书尽管用了朴素的语言,但还是研究者的思维,第二本书试图用故事加分析拉近与工友的距离,但是动辄几万字的故事并没有吸引工友。在与工友一起讨论的读书会上,工友们反而质疑吕途描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吕途为此还伤心过。

这次通过《女工传记》,她希望,合理的字数和丰富多彩的故事能够吸引工友。吕途不想用不全面、不周到的论述和判断打破故事本身的复杂、纠结、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同时也期望《女工传记》能够焕发生命的力量,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的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我写的不是一个女工的传记,是多个不同年龄段的女工的传记,这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处于那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必然折射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通过34个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吕途说。

 

如果工人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

《女工传记》中呈现了34位普通女工的故事,从“50后”到“90后”都有。吕途表示,“当我思考这些女工的经历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她们想要发生改变,可能性在哪里?阻碍是什么?我感觉她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否定过去又看不到未来的艰难境地,但是如果工人没有答案,那做工人研究的我也就没有答案,所以我还得要去工人中间去寻找答案”。

吕途找到了几位生于1950年代的女工,她们曾在国企工作,也见证着市场化浪潮之下的工厂变迁。

那时候的工人们不仅认为上班风光,对于工作的热情也超出吕途的想象。吕途采访的一位国企老工人回忆道:“工作任务忙的时候就‘献工献时’,根本不会想着多干活多要钱那个事儿。一大早就去‘献工献时’,没有工厂大门的钥匙就翻墙跳进去干活。”但曾经带给她们无线光荣和生活保障的工厂,在时代的变迁中慢慢从记忆中模糊了。

吕途在寻找国企女工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很多人拒绝了她的采访要求,她们不愿意回忆、讲述那段经历,也许其中也有不愿面对自己被新时代淘汰却又裹挟其中的过往。在工厂的改制中,她们不再是风光的工人,而是无所适从的退休甚至下岗工人。

当吕途采访1968年出生的菊兰时,她已经是代表着远离家乡、到南方工厂讨生活的新一代打工族。菊兰说:“我们打工的都是没有学问的,打工都是打的苦工,挣的钱都是苦钱,都是血汗钱。”菊兰和丈夫199712月来到广州,一直到2012年把新房盖好,15年没有回家过年,就是为了省钱。

在吕途的书中,这些女工有着大致相似的命运轨迹。因为家中贫困或不愿读书而早早辍学,到南方的工厂打工,从这个厂到那个厂不断奔波,然而严格的管理制度,没有自由的工作环境,流水线上的机械重复以及动辄谩骂的管理人员却没有什么改变。

 

她们做了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吕途遇见广州S电子厂的女工们的时候,她们正在争取自己的社会保险。2012年前后,广州的打工者逐渐知道了关于社会保险可以补缴的事情。对于1972年出生的丽英以及她这样年龄的工友来说,补缴了社会保险就意味着以后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险就意味着老无所养。

正先、老赵、丽英她们几位女工,也是在2012年左右就听说社会保险可以到工厂里补回来,但当时没有去争取,一个是不敢,还有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懂。吕途在书中写到,“打工这么多年了,她们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和外界接触,下班回来就是煮饭,看一下电视、玩一下手机,就睡觉了。放假了也就是出去买个菜就回来了。刚开始进厂的时候,从来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加班,早上6点多就开工了,经常做到晚上10点多,甚至上到凌晨两三点,这便是她们的日常”。

工友老赵在同一家厂工作了20年。吕途问老赵,在同一家厂工作了20年,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20年,看到了什么变化?老赵很坚定地说:“没有变化!”

吕途解释说,因为外界20多年的变化,跟她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年来她的生活境遇,社会经济地位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吕途曾经两次到工厂打工,体验女工的生活。她了解在工厂中女工们的状态,她说:“工人在工厂里完全按照工厂管理的要求,而工人身体和精神的需要是完全被忽视的。你根本没有机会、氛围去质疑任何人,不可能的!我只是问那些工人的看法,他们都觉得我有毛病,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反正也没有办法。”

合同、清单、政府部门,这一切对于从农村来的打工者来讲都显得分外陌生,当她们为了争取补缴社会保险而跟工厂对立、谈判,到相关政府部门争取权利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些平日里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女工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这一年里,表现出难得的坚定。

S工厂的管理本来就日渐严苛,出了补缴社会保险的事情以后,厂里的气氛特别紧张,已经到了不允许大家随便说话和走动的地步了。女工代表们被分化、被解雇、被打压,工厂甚至把正先和老赵调到了一个闲职,每周上班58小时,没有加班的机会,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也是被隔离起来的单独房间。

丽英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社会保险,我就晕头转向地过一辈子啦,就过去了。这一年,很多波折,为了利益去争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这个经历,觉得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吕途分析,她们最初也并不是觉醒或者反抗,而是因为之前年轻、能言善辩的女工们被开除了,她们才被动地站到了台前。但是这一年的维权经历,也让这些女工从工厂里给什么就接受什么的现实里走出来,明白了争取的意义。

与她们相比,年轻一代的女工则表现的更加自我,脑子里也不再是只有挣钱一个想法。她们遇到不称心的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会主动离开,面对严格的制度也不会一味地忍让,“一个晚上不去加班,就罚款50元,佳俊特别生气,索性第二天干脆不上班了,旷工一整天,让他罚个够”。吕途甚至为14岁就开始外出打工的珠珠专门列了一张“珠珠打工游荡表”,记录了她从2002年到2009年在14个不同地方的工作、游荡。

但不论是50后”还是“90后”,因为大部分女工来自农村,很多人都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于是她们就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在家中的价值。“比男孩有用”,通过结婚完成父母的期待,通过出人头地给父母长脸,吕途在讲述女工俊杰从小到大都活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压力下之后,写到,“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很多女孩年纪轻轻就辍学外出打工,也可以理解为何很多女孩子会把外出打工的钱都邮寄给父母。一方面是这些女孩子的确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和爱,另一方面,从小到大女孩子就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身为女孩就是一种‘债’的身心感受”。

但是这样的总结,吕途用的很少,如何总结这些女工在相似背景下的相似选择,她思考了半天回答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个体体验,生命故事本身就是反归纳的,如果有的话,便是精神层面的,每个人对尊严的向往”。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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