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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将”:中国的外籍院士们
2017-12-05 21:28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王明会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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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料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王明会

近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相继公布了2017年新当选院士名单。外籍院士增选结果也同步产生,中国科学院新增16名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新增18名外籍院士,其中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成功当选,也是唯一一位无学士、博士学位且非高等院校出身的院士。

今年院士评选不仅比尔·盖茨成功当选外籍院士,还创造了历年新增外籍院士最多的纪录,一时间外籍院士成为热词。事实上,我国外籍院士制度已走过20余年历程,对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制度历史悠久

彰显开放包容

 

中国外籍院士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向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颁发证书,授予其中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称号,迪·努·艾地成为最早被赠予该荣誉称号的外国政要。

经过30余年的摸索和完善,1994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外籍院士,陈省身、李政道、李约瑟等专家当选,标志着中科院外籍院士制度正式建立。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指出:“选聘外籍院士是符合国际科技界惯例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科技界进一步走向开放的世界、中科院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之一。”

截至今年,中科院共选举产生外籍院士116人,不仅数量上增速明显,外籍院士制度也渐趋完善,注重多元学科结构,支持新兴交叉学科,关注大国重器和前沿突破,不断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潮流。

中科院今年将外籍院士正式候选人名额从2015年的14名增加到20名,其中新当选的外籍院士来自8个国家,波兰、荷兰、乌兹别克斯坦3国首次有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不仅如此,中科院今年还重点关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候选人,外籍院士的国别分布更趋合理。

今年中国工程院新晋18位外籍院士,有美国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俄罗斯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松采夫·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等一批极具声望和影响力的国际大咖。毋庸置疑,外力外脑的强强加入,不仅有益于我国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还能体现中国更加包容开放的大国姿态,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张。

 

遴选严格把关

力求任人唯贤

 

实际上,外籍院士的把关和产生流程同样严苛。根据《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具有很高的工程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或在促进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国际交往方面有重要作用的外籍专家、学者,可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此次,比尔·盖茨是以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据悉,目前泰拉能源已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联合研发并推动行波堆落地,此项目也是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创举。

不仅如此,比尔·盖茨还在核能、清洁水资源、现代医疗等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和捐助,并与我国相关产业进行广泛交流合作。对比评选条件,集企业家、工程师、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于一身的比尔·盖茨,得此荣誉可谓实至名归。

外籍院士入选把关虽然严格,但也做到了任人唯贤和大局战略。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表示,此次比尔·盖茨入选,我们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今后工程院将吸纳更多的新兴领域工程科技的领军人物,加入到中国工程科技的建设中。

不局限学术成果和院校出身,将商业人士、技术人才纳入评选之列,说明了外籍院士遴选在不断扩大范围。走出象牙塔,广纳贤才、唯才是举,接受商业、科技等多领域人才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选拔机制逐渐成熟的积极体现。

关于外籍院士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外籍院士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和本院工作有建议权,外籍院士只有取得中国国籍后,才享有院士同等义务、权利及有关待遇。事实上,我国两院对外籍院士“只有荣誉没有待遇”的做法,是去“利益化”回归学术本真的直观体现,为我国院士制度提供了可行的改革思路。

 

促进国家合作

创新人才培养

 

我国选拔外籍院士的同时,许多中国科学家、学者、专家,也被选为国外的外籍院士。如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李保文教授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深圳华大基因创始人杨焕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工程院2017年院士入选名单显示,共新增84位院士及22位外籍院士。其中有多位著名华人学者,包括黄永刚、沈向洋、张东晓、丛京生、陈向力、周祖康等人。

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问题都不再是一国之家事,而是涉及到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实现更好的科技发展,各国都在不断完善外籍院士制度,并将眼光放眼全球全世界,外籍院士们也以不同方式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积极作用。

2007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弗里德·穆拉德教授2003年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同建立“穆拉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中药研究,推动了中西医学间的交流与互补。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被誉为“美国预应力桥梁的先锋”,自1979年起就经常回国交流、讲学,毫无保留地介绍自身经验和国外先进技术。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巴丘卡耶夫是中俄的航天技术领域合作的先行者,他先后多次来华讲学,积极推动中俄在飞行控制方面的合作,为中俄航天技术合作关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法国技术科学院院士雅克·刚院士曾多次与中国学者联合组织学术研究会,与中国的科研单位建立多个合作研究室。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蒂奥莱自1980年以来20余次来华讲学交流,带来实验材料,举办短期学习班,与我国有关科研单位、医学院校一直保持密切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带动了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施敏院士在我国多所高校开设“半导体物理和设备”的课程,吸引大批学生参与半导体设备研究,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0名学生学习该门课程。

专家有国籍,科学无国界。全球发展需要更多的外籍院士,需要更加坦荡的胸怀,通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造福于人类共同利益。

 

借鉴各国经验

谋求更好发展

 

外籍院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多年的实践,也反映了我国科技国际交流合作的历程。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外籍院士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群体特征上,外籍院士呈现明显的“三少”现象,即“当选时在华工作者少、来自发展中国家者少、具有国外科学院重要任职经历者少”。在实践参与中,中科院外籍院士、耶鲁大学微纳电子学家马佐平曾指出,现在国内许多科学计划和项目都很重视院士的意见,但外籍院士参与的程度还比较低。为了更好发挥外籍院士“他山之石”的作用,可结合国情多借鉴他国有益经验。

近年来,美国科学院每年当选的21位外籍院士中,有3位当选时是在美国本土工作的。在我国,随着科技实力的增强和对外科技交流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外籍科学家来华工作已成现实,授予在华工作且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科学家外籍院士称号,对其贡献作出承认和奖励,这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籍专家来华工作,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虽然近两年来外籍院士遴选开始注重吸纳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科学家,但仍然存在人数少和全球布局不均衡的问题。这显然不适应当前科技外交新时代的要求,与我国科技外交战略地位不相符。反观美国,其科学院外籍院士呈现遍布世界各国的布局,甚至包括来自坦桑尼亚等科技不发达国家的科学家。

重视选拔在战略层面对我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专家,不应仅仅将视线局限于学术成果、合作项目及论文发表等条件,还应关注那些从战略层面对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科学家,将其吸纳为我国外籍院士,从长远来看,势必将有利于提升我国科技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提高我国科技“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值得指出的是,此次比尔·盖茨入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着实体现了我国在战略层面的深谋远虑和长远思考,在以后的外籍院士遴选中需要更多类似的有益尝试。

外籍院士制度多年来的实践,反映了我国科技国际交流合作的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科技发展鲜明的时代特色。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外籍院士队伍建设势必迈上新的台阶,在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创新人才培养,提升国际科技影响力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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