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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易成大数据交易风险点
2017-11-28 23:03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平影影 来源: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平影影

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在注册或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后,收到大量理财、购买基金、期货、保险等的推销短信或电话;

有接近三成的受访者在购买网络教育服务,网络报名考试后,接到大量教育类推销、诈骗电话;

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在登陆公共网络(如机场免费wifi)后,收到电话或短信营销;

有接近五成的受访者在租房或购房后,遭遇营销骚扰或诈骗电话、短信……

2017112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大数据法治峰会——大数据·新增长点·新功能·新秩序”在北京召开,在本次峰会上发布的《中国大数据法治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中,有几项数据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非法提供和售卖的情况非常普遍,充分说明了数据被滥用却难以治理的情况不容乐观。而如今,大数据产业规模发展势头愈发迅猛,大数据发展站到了法治关口处。

 

信息泄露维权难 根源在证据规则

 

《报告》中披露,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曾开展20162017年度中国公民保护个人数据法治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六成的受访者接到过知道其姓名或单位等个人信息的推销电话,但受访者从未将任何个人信息给予过对方。

调查还显示,仅8.86%的受访者没有遭遇过电子账户被盗;有54%的受访者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中有18%的受访者遭遇到1050万元的经济损失;94.65%的受访者认为账户被盗与其个人信息泄露有关。

但大多数人虽然饱受骚扰甚至遭遇损失,却又超过五成的人选择不理睬,仅少部分受访者表示会采取主动措施。

受访者之所以采取忍耐或者消极抵抗的原因,一方面是受访者认为维权会消耗太多时间,维权程序太复杂;二是由于自身并非数据的实际控制者,缺乏有力的证据;三是数据的滥用,虽然为不法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利益,但并非对个人信息的产生者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另外,还有接近四成的受访者不知道如何维权。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大数据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李爱君指出,不仅是受访者,所有人在意识到个人信息泄露后,都深感维权无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证据规则的问题。从民事层面来讲,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我们个人是无法举证的,因为它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另外数据的收集、使用、传播都具有隐秘性,普通用户无法拿到证据。”李爱君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家提出了举证倒置的观点,但想要落实到操作层面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报告》还指出,中国大数据法治存在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数据的法律性质、属性、归属存在争议。

“经营主体尤为关注数据权利的归属,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之所以我们的交易,或者交易量上不来,不敢交易,就是因为权利归属没有确认。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大数据立法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李爱君说。

此外,《报告》称,中国大数据法治的问题还有: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尚需完善、大数据应用法律制度、监管体系不健全、法律责任制度尚不完善等。

 

大数据交易井喷 数据质量应重点监管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指出,要实现大数据的法治化,需要将数据跟信息进行区分,前者经过加工后才能提炼出信息,二者并不等同,若不对二者加以区分,则无法实现大数据立法的目的。

时建中认为,大数据立法是实现安全、公正、效率三个层面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但他表示,不能从数据本身去理解安全,而应当从大数据交易等方面去理解安全。

今年年初,工信部在印发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中提出,到2020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将基本形成,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将突破1万亿元。

不仅如此,自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并于2015年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明确了发展大数据、促进大数据交易的要求后,我国已设立了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十余家大数据交易平台与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法学系系主任张敏指出,无论是哪一类交易平台,其始终是以营利为目的、持续地进行经营性行为,因此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的提供方和购买方均是商事主体,大数据交易本质上是以大数据为标的的商事交易。

而在大数据交易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交易主体、交易范围、交易质量不明确三方面的问题。

“交易主体不明确极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交易范围不明确是指哪些数据可用于交易、数据范围如何确定等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多样化的数据呈现形式则无法满足现实交易中各方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张敏表示,我国目前仅有一些国家政策、地方性法规、行业规范等三类内容作为指导,并没有就大数据交易作出具体规范,也尚未形成大数据交易法律监管制度。

张敏认为,我国应尽快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建构大数据交易的法律监管制度,一方面构建自律监管与行政监管并行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要对大数据交易的交易主体、交易范围、交易价格、交易质量等核心内容进行监管。

“其中,数据质量是交易双方最易发生争议和纠纷之处,是大数据交易的风险所在,因而确保数据质量对于大数据交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张敏认为,数据生成、采集、传输和存储等过程都可能影响数据质量,这是数据质量保证的难点所在,更应成为法律监管的重点。立法中应针对数据清洗、数据整合、相似记录检测等事关数据质量的各个环节,建立数据质量监管的程序,并确定各个环节中的监管重点;此外立法中还应明确数据质量评估机构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并由政府组建数据质量评估机构或指定数据质量评估机构,作为数据质量的最终决定机构。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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