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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不入的调查者
2017-11-28 21:3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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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黄盈盈现在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但在1999年,她还是初入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新手。那一年,当她怀着紧张、猎奇及兴奋的心情到达深圳“红灯区”的时候,学习到了让她惊掉下巴却影响其治学与做人的一句话,“你要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段,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

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曾多次和他的学生们说过这样的话:“我越来越发现她们(性工作者)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这个行业跟别的行业,她们跟别的人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在潘绥铭和他的学生们的眼中,这些人跟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者一样,有嬉笑怒骂,有勾心斗角,也有可怜与悲伤。

近日,由山西出版社出版的《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面市,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这本书是他们跨越十余载性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笔记,用“我”来讲述“红灯区”里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相遇与故事,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也记录了刻骨铭心的感悟与反思。作者们说,“这本书,都是我们的亲身体验,也是我们的心里路程,更是人生价值”。

 

她们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异类”

 

当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讲师张楠作为一名调查者接近性工作者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群体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异类”,而是社会中一群普普通通的人。

这也是潘绥铭大部分学生的心路历程。他们20岁出头,对于“性”、对于性工作者充满了陌生感,当时他们以调查者的身份踏入“红灯区”,从质疑到好奇,从好奇到理解,在“同吃同住不同劳动”的几个月的调查中,他们逐渐了解到这个群体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说自己是学生做调查的,她们根本就不会相信,总觉得你是来踩点想入行的,或者是记者暗访的。”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的杜鹃说,“等过了一段时间她们发现你还没什么实际行动,才慢慢接受你的身份。”

事实是,在真正的被“小姐们”接纳之前,拒绝、驱赶、冷眼才是家常便饭。现在执教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王昕因此练就了一副“厚脸皮”,“今天被人家赶了,明天接着去,第二次不行就尝试第三次”,一次又一次的拒接让王昕都有些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怎么那么不讨人喜欢”。

参与田野调查的刘中一以“北京来的做艾滋病干预评估的刘老师”的身份进入“小姐们”所在的包厢时,众人的不耐烦,让他多年之后都很难忘记那种被人当面直接羞辱的感觉,“她们的语气和表情分明是在大声公开宣布:我不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为了跟“小姐们”拉近关系,王昕陪着她们养成了吃鸭头的习惯,也学会了对着她们化成苍蝇腿一般的睫毛说“你的睫毛真漂亮”来打开话题,还会陪着她们逛街、烫头发,坐在玻璃窗后面陪着她们等客人,因为只有这种最自然的相处才能做到“参与式”观察。

不出半个月,曾经羞怯的调查者们已经可以翘着二郎腿,饶有兴致地观察客人怎么“点小姐”以及“小姐们”如何应付客人了。而参与调查的女性被当作“小姐”接受挑选的羞辱感也随之消失。

更有一次,杜鹃到对方的住处采访一个男客,当他对所有问题都非常配合、坦率地回答后,直接向杜鹃提了一个问题:“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这让20岁出头的杜鹃傻眼了,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在“红灯区”里,虽然也有客人点她,但是“妈咪”会直接帮她拒绝。这次情况则不同,杜鹃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但为了显示自己是做专业研究的,她没有落荒而逃,只是断然拒绝。好在对方也只是试探性地询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潜在的危险,家教甚严的杜鹃直到如今还隐瞒自己所从事的性社会学专业。“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的真正所学,在家人的眼里仍旧是婚姻家庭社会学——这样一个温馨而无伤害的、且适合女孩子的专业。”杜鹃说。

 

“最怕‘小姐’爱上我”

 

潘绥铭讲课的时候,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到她们那儿去调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答案五花八门,只有一个看起来30多岁、学医学的男生给出过在潘绥铭看来正确的答案,“‘小姐’会爱上你的”。

对此,潘绥铭解释说:“你这么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天就够了。男人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你跟她平等地坐下来,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在她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的爸爸、她的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红灯区”里,学者身份、教授的头衔根本没有价值,如果她们愿意跟你聊一聊,那是因为信任。为了报答这份信任,潘绥铭“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的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

潘绥铭不止一次讲过这其中温情的一面,“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4位小姐一起帮我到处找伞、借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潘绥铭和他的学生们都不否认,在深入调查的几个月里,他们与处在社会边缘、道德边缘,甚至处在法律边缘的“小姐们”之间是存在友谊的。

回忆起当初,王昕说,在数十天的相处中,她们帮她化妆、教她如何打扮。她们一再好心地提醒着她,“结了婚,就先把男人的钱收了”“手里攥着他的钱,他才不会变坏”。

常常有人问杜鹃,这些人和其他女孩有什么不一样。她也曾带着这样的问题走近性工作者。经过多年的研究,杜鹃最大的感受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同样的一些小算计,人性的小弱点以及人性的光辉都一样”。

杜鹃说,她接触这些女孩后,对她最大的冲击是这些人的单纯以及保守,有很多关于“性”的话题,她们很是避讳,极少讨论。

在没有客人和这些调查者的时候,她们常常处于深深的无聊之中,坐在玻璃窗后面,常常聊着聊着就突然安静下来,呈现出呆若木鸡的状态。调查者的出现,往往会打破这种沉闷,有了新的倾诉对象和话题。

对于性工作者,除了一定的访谈报酬(或者以礼物的形式),潘绥铭的团队更多的是跟她们做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比如,一起逛街、陪着一块去看病买药、在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聊天解闷、为今后的生活出谋划策、过年过节时一块打牌等。这是因为他们逐渐地体会到:她们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人。

正如潘绥铭专门在《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封面上写下的两行小字:我体验到你的人生,你丰富了我的心灵。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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