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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造就的英国文化史
2017-11-28 21:10 作者:刘英团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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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世纪伦敦雾霾下的市井生活。 资料图


刘英团

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开篇就细致描述了伦敦的雾:“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对于伦敦的大雾,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人们看到雾,不止是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们教会了他们雾的效果的神秘魅力。”可以说,伦敦的大雾是伦敦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

在《伦敦雾》中,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剑桥狄更斯学会创始人克里斯蒂娜·科顿巧妙地结合历史和文学的敏感性,史诗般地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

 

雾引起了“社会危机、不道德、犯罪和无序”

 

1873年,神智论者爱德华·梅特兰从未来的角度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如今,你看到我们宽敞整洁的房屋,装修雅致,亲密而有序地坐落在一起,就会想起过去的岁月:那时候,鸟儿飞过城镇上空都会被窒息感所挫败;那时候,每座房子都是一座火山,每根烟囱都是一个火山口;它们永不停息地喷发着火光和浓烟,把天空染成华丽而颓废的颜色,注满了黑暗和毒气。”

在《伦敦雾》中,科顿颇有见地地指出:对很多作家来说,雾“成了一种消除社会秩序的分层体系的象征,它模糊了道德界限、用朦胧和怀疑来代替确认和肯定……被犯罪和侦探小说家们简单粗暴地当作神秘和黑暗事物的符号。”在文坛大家如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大量迷人却被遗忘的通俗文学,以及克劳德·莫奈等画家的画作中,雾引起了“社会危机、不道德、犯罪和无序”。

“雾霾是无形的”,小说家们却从“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并通过“隐喻的雾”来表达道德、心理和社会“情绪”。

“伦敦雾”还折射出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的心理。烟尘弥漫甚至被那个时代的不少人视为“是进步、成功和经济繁荣的标志”。在《伦敦雾》中,《泰晤士报》的一句“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使人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窒息感。”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哀叹伦敦雾的“恶臭和阴暗”,作曲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发现伦敦的雾霾已经重到“可以将它撒在面包上”。

科顿感叹,“当时的雾非常大,家长们都被建议不要送孩子上学,因为很可能在路上走失……在昏黄的街头,不幸的有钱人会被诱骗到深巷里,惨遭抢劫”。在《杰出城市的厄运》中,威廉·迪莱尔·哈伊更是精准地预见了有毒的空气令大批市民窒息而死的惨况。

穹顶之下,恐慌与雾霾一样无处不在,且不可避免。“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正如科顿所言,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经降到零,人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公路和泰晤士河水路交通都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马克·吐温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这里,几乎看不见台上的他,他只好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

在《伦敦雾》中,科顿不但系统地跟踪了雾霾这种现象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还“使用雾霭弥漫的形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在科幻小说中,浓雾俨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罗伯特·巴尔在《伦敦的厄运》里形象地将致命的大雾比喻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垫子,向整个城市压下来”。狄更斯更把它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用雾来隐喻因金钱欲望导致的道德腐败。

 

“伦敦特色”:优越感与反讽

 

在《伦敦雾》中,科顿梳理了19世纪以来英国人在报章、文学、词典、绘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所谈到的伦敦雾,勾勒出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他们将雾称作“伦敦特色”,既“体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属性,一种首都之城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但也包含着反讽意味”。一方面,“雾已经变成了伦敦本身,还夺去了伦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变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这座城市将自己隐匿在大雾中,试图挫败每一个冒险者,制造混乱和痛苦”。

另一方面,“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所以,“伦敦人宁愿呼吸碳、灰尘、水汽混合的浓浆,被呛个半死,也不愿处理他们生产的烟尘”。

“我们有雾蒙蒙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堆丰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话语。”科顿感叹,以伦敦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大多数的人把雾霾当作生活的组成部分,顶多算一种“麻烦讨厌的事”。

当然,也不乏先知者把雾霾作为没落的象征或隐喻。在作家伊夫琳·沃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中,雾的消退就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象征:“雾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认同了这副样子。”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借用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的“煤炭城”,来反思雾霾之祸,他认为“这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经济体”。

物极必反,伦敦雾又是环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法案的出台使英国政府真正走上了一条治理空气污染的大道。流行病学专家德芙拉·戴维斯认为:“英国人在饱尝了因烟雾毒魔对生命的大量吞噬而带来的恐惧之后,不得不痛定思痛,汲取无数生命换来的教训。”

“如果绿色植物都被杀死,那么空气中的氧气也会迅速消失。”长期呼吁净化空气的白金汉区议员、出版业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多次向议会提交与前工党同事鲍勃·爱德华兹相似的法案。法案不但加强对颗粒排放物和烟囱高度的限制,还给予内阁足够的权力去引导、督促地方政府尽快根除污染。英国最高法院更是在一份判决书中毫不含糊地写道:“新一届政府,不论其政治构成为何,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立即采取行动。”

1972年,“伦敦已经不再有雾了。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当英国的大臣们、官员们和其他宣传机构宣布这一令本地人欣悦、令全世界震惊的消息时,我在美国跟千百万听众一起收听。”在《伦敦雾》中,科顿援引《〈泰晤士报〉日记》里的一段话来表达公众的欢欣之情。“哈哈,‘伦敦雾死了’‘逝去的伦敦雾和那段英国记忆’。”她很幽默地说,来到伦敦的游客只能在贴着“纯正伦敦雾”标签的罐头里寻找那座“雾气弥漫的伦敦城”。

当然,空气污染一直都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那些正在经历自己的工业革命的国家。2013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最严重的空气污染。针对雾霾,有人提出“后工业社会”,有人提出“去工业化”。科顿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面对中国的实际,“法律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去落实它”。

一方面,《伦敦雾》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生态平衡就变得不可逆转,“再治理”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另一方面,污染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副产品。从英国政府治霾的实践看,严苛的环境政策并没有使经济恶化、社会倒退,政府收入也没有因为治霾治污而减少。

责任编辑:孟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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