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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与德国民法典
2017-11-07 20:02 作者:李红勃 来源:法治周末

1716年,莱布尼茨与世长辞,他创作一部官方法典的梦想至死都没能实现。大约80多年后,《普鲁士普通邦法典》被认为受到了莱布尼茨思想的深刻影响……受到莱布尼茨思想影响的更重要的立法成果则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

 

李红勃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在诸多领域皆有卓越成就。他是近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法学家,他一生都对法学研究和制定科学法典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以他的思想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德国近代民法典的制定。

14岁时,莱布尼茨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在阿尔特多夫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法学研究生涯。莱布尼茨并非一个沉溺于书卷和冥想的康德式学者,他有着一个法律人经世致用的入世情怀和现实关注。

出于对德国当时混乱的习惯法的不满,年轻时代的莱布尼茨孜孜追求编撰科学的法典。在他看来,科学的法典草案应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法的组成元素”,在这一部分,莱布尼茨认为,只要给出正义的定义,就能推导出整部法律。因而,法典的第一章是要确定能推导出所有法条正义的定义。

第二部分是“市民法的组成元素”。这一部分是一个目录,其中包含所有主要法学概念,这些元素构成最精炼明确的概念,可通过组合确定所有具体法律情况。莱布尼茨将这个法学概念目录建立在市民法的4个基本要素之上,即主体、客体、行为和概念。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法律核心”和“法律正文”。这一部分是具体而清晰的法律规则,它们是从上述自然法和市民法的要素中引申和推导出来的。简而言之,莱布尼茨设计的法典大体上由总则和分则组成,前两章是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后两章是具体的法律规则。基本元素是具体规则的根据,具体规则充实和巩固了基本元素。

虽然莱布尼茨大部分的手稿没有得到编辑整理,但有两部未命名的法律著作后来得到了编辑和出版,即后世所称的《法律目录》和《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包括一个介绍、两个主要部分及结论部分,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部法典的总则部分,它将所有的法律规则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确定性的科学体系之中,而其根源则是体现神意的、善的唯一理念。《法律体系》代表了莱布尼茨的立法设计,成为后世德国立法最早的草图,它指导立法者如何颁布公正的法律,如何解决现存法律中存在的问题。

1716年,莱布尼茨与世长辞,他创作一部官方法典的梦想至死都没能实现。大约80多年后,《普鲁士普通邦法典》作为第一部科学、系统的法典被颁布实施,这部法典被认为受到了莱布尼茨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其科学法典思想的初次尝试。受到莱布尼茨思想影响的更重要的立法成果则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莱布尼茨倡导的科学法学的研究方法和他最初进行的对罗马法资料的系统化整理以及法典化设计,都通过后来的思想家——包括胡果、萨维尼、耶林等人,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并最终在《德国民法典》中得到了发挥和体现,从而在这部划时代的民法典上烙上了莱布尼茨的印迹。

其一,《德国民法典》源于莱布尼茨所开创的把法律视为科学的一种传统,这种现代法律科学传统由莱布尼茨开创,并由萨维尼加以发展和传播,法律由此成为纯粹的科学对象。作为法律科学的产物,《德国民法典》是从莱布尼茨到《普鲁士普通邦法典》到萨维尼再到耶林的法学传统的传承,它坚持了不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使立法成为科学,而法典则为科学的产物。

其二,与此同时,就像莱布尼茨最终拒绝几何框架的想法一样,《德国民法典》放弃了机械法典编纂的模式。莱布尼茨将制定法设定为建立在正义之上的法律秩序,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萨维尼和《德国民法典》的作者,他们通过一套技术性的规则体系来服务和保障其所追求的正义伦理。因此,尽管后来的法学家曾批评《德国民法典》的抽象性和价值中立,但他们却发现,《德国民法典》所提供的纯粹的法律技术,可以服务于许多潜在的或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目的。

其三,除去法学思想上的传承之外,《德国民法典》技术上的优点也可追寻到莱布尼茨。该法典中“自然法字母表”,由自然法简单元素组成。法学家可以将任何情况抽象为组成它们的法律概念,再根据法典中设定的规则重组概念,从而解决问题,这就像莱布尼茨希望把自然法分解为基本元素,再重组以此来解决特定案件一样。

其四,《德国民法典》的“总则-分则”的体系结构也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在德国,对潘得克顿的法律材料的体系化整理,最早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他在1672年提出了“民法大全的重组”,试图以具有可计算性的逻辑结构来重新整理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的材料。对莱布尼茨的这一尝试,由于当时的德国法学界对这种方法论还比较陌生,因此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后来经过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的努力,这种新的法学方法论的价值受到了重视。

沃尔夫的弟子达赫耶斯仿效莱布尼茨的方式撰述了《民法大全重组》一书,并且试图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德意志普通法典》。对潘得克顿的法律材料进行体系化的处理是德国法学界对罗马法的又一次学术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德国民法体系之特色的“总则—分则”结构,就是出于对法律进行演绎式的逻辑推理的需要而发展得来的。

责任编辑:孟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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